按：以下是我大一上学期中哲的期末论文，写于13年12月

《礼运·大同》篇速评

——浅谈儒墨关于“爱”的看法

原文：昔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1]

译文：以前孔子是年终祭的助祭人，祭祀结束，孔子出来在宫门前的双阙上游览，（然后）深深的叹气。孔子的叹气，大概是在叹息鲁国吧！子游在旁边说：“您为什么要叹气呢？”孔子说：“大道盛行的时代，和夏商周的英雄人物，我都没有赶上啊，但是有这样的记载的。大道盛行的时代，天下是大家公有的，选举贤能的人来管理国家，每个人都讲信用谋求和睦。因此，人们不仅仅亲近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使年老的人能够得到终养，壮年人能有所作为，幼小的孩子能得以抚育，年老而没有妻子的人，年老而没有丈夫的人，年老而没有子女的人，年幼而没有父亲的人都能得到赡养；男子都有合适的工作，女子都有很好的归宿，人们都厌恶把财物丢弃在地上，但也没有必要自己私藏；都厌恶有力气而不使出来，但也没必要为自己所用。因此，阴谋诡计就会被遏制而不会发生，盗窃和造反的人就不会出现，这样家家户户的外门就不用关了。

儒家关于“爱”的看法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的，是“仁者爱人”2，是“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3；墨家的“爱”，则是“兼相爱”，是无等级的爱，那么两者又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在当代社会我这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礼运·大同》中，在描述大同社会时，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描述，这一处让我感到疑问。儒家的“爱”，不是“有等级的爱”吗？人们不仅仅亲近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这样的“爱”倒是挺像墨家的“兼爱”了。但是令人奇怪的这中不仅是在《礼运》篇中，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的语句。但这却是有自相矛盾了，因为孟子又是坚决的“反墨家分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有“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孟子·尽心上》也有“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我们再回到《礼运·大同》篇，“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否是孔子的思想呢？王鄂先生在《<礼记>成书考》在写到“我们认为，《礼运》是经多人记录整理而成。全篇是孔子与子游（前506—前455年）讨论礼制的文字，主体部分应该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初期。在流传的过程中，大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之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6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合理的猜测——那一处（即“不独亲……其子”）不是孔子的观点，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猜测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整篇《礼运·大同》，或者整个大同社会的存在就不合理了。我认为“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孔子的思想，或至少是符合孔子思想（即使不是孔子原创）。

孔子的“爱”，抑或说孟子的“爱”，甚至说是儒家的“爱”是有等级的，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儒家“爱”的局限性，这是由它入世的社会功能和性质决定的。可是我为什么又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符合其思想呢？那是因为类似“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爱”，它和兼爱是有本质不同的。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墨家“兼（相）爱”的观点。

墨家的兼爱是怎样的“爱”呢？“兼”字在象形字中的形象为一手拿着两棵禾苗，许慎《说文解字》上解释为“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故“兼爱”的意义就是指“不分你我,视人若己，视人之身、家、国若己之身、家、国；为人犹为己，对一切人不分远近等级无所不爱。”7

那么“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呢？人们不仅仅亲近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我们可以再次品读一下这句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是有“潜台词”，关键在于它的两个“独”字孔子先生的“不独亲其亲”是建立在“亲其亲”基础之上的，“不独子其子”是基于“独其子”。它不是无等级无差别的兼爱，还是以“亲亲”为基础的“仁爱”，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但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自己。”8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先生的此句与孔老先生有“同工异曲”之妙，只有“老吾老”之后才能“以及人之老”，只有“幼吾幼”之后，才去“以及人之幼”。“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来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来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9

孟子还对其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使该理论更让人信服“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子对墨子老先生“无父无君”式的“无父无君”批判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墨子和孟子都是出于儒家，但两者的理论却截然不同，甚至墨子有一种“欺师灭祖”的嫌疑——创造了以“兼爱”为核心的新学派与儒学分庭抗礼。

其实，两者均是对儒学的发展，都是对儒家“仁爱”、“爱人”的扩充与否定，只不过一个是“扬长”（孟子），一个是“避短”（墨子）。我们在接触儒墨关于“爱”的思想时，脑子里也应该既装个“孟子”（扬长），又装个“墨子”（避短）。我们应当清楚儒家之爱包含一种担当，它强调的是一种仁义礼智信的统一，它与“礼”相契合，它强调“孝”的观念，注重亲情；那么当然也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以个人为中心、为重心，是有等级的“爱”，是在秩序（“礼”）中的“爱”。墨家之爱则就更关注于劳苦大众，强调无等级、无差别的爱；但它也是有问题的，它是对儒家的过激的批判，它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爱”，在当时甚至是现世都是不服实际的，所以最后它也只能诉之以鬼神。我们应当具有儒家的仁爱的观念，也应明白儒家的爱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我们应怀有理想，应该努力地追寻兼爱，追寻那种无差别的“爱”；既要具有儒家式的“自爱”，又要对劳苦大众具有墨家式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 王鄂著《<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 2007.3

[2]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

[3] 金良年著《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

[4] 贺更行著《兼爱天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2

[5]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上海视察社 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