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情 不 竭 的 庄 稼 汉

——访农民诗人贺丙丁

陈忠实

    在西安止园招待所里，我看见一位地道的关中农民装束的人，对门开襟的中式灰色布衫，黑色粘胶布长裤，圆口手工布鞋；衣服皱皱褶褶，纽扣也没有扣齐，敞着胸；光头，黑脸，黑手黑胳膊。即使在农村，他也没有一点出众的，特殊的，可以使人作为辨别记号抓住的东西。可是，在干部和知识界的代表荟萃的止园，他的装束和肤色，以至于完全是农民的随便的走路和姿势，反而使他显得“出众”而更加突出了。

       这个人叫贺丙丁，临潼县人，赫赫有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学生和诗友，现在是王老九诗社社长，代表诗社社员参加作协代表会来了。

       作家、诗人、编辑们汇聚在一起，热情地握手，友好地问候，频频地互访，畅快地交谈，难得的见面机会给互相倾慕的文学朋友提供了极好的场合，这样的气氛是可以想见的。我很快发现了他。也许他认识的朋友太少，他住的房间鲜有走访者；他大约不善交际，也很少走动，因此我想到他是否会感到孤独？

       第一次小组会上，当大伙都在客客气气地推让第一个发言权的时候，贺丙丁自动报告发言了，于是就打破了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难的惯常的沉寂。他完全用庄稼汉的习惯说话，一口纯粹的关中东部农民的地方语调，把“我”称作“叉”音。没有自负，也不自卑，直言直语，倾泻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真诚感情，叙说自己对诗人王老九的怀念和对文学事业的不倦追求……他的发言给我以最实在的感觉。他和他的民歌同时存在，坦坦荡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对于诗的某些看法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然而他说了，他说是因为他本来就那么想着哩！

       我在他的住屋里，看见了一只用旧了的布兜，搁在枕头旁边，没有拉锁，也没有打结，看来不会有太贵重的东西的。我拨开布兜开口，就看见里头装着几块锅盔，关中农民出门习惯带着的食物，大约是他的老伴临行之前给他烙下的……农民啊！

       他在旧中国时代是靠给财东家打短工熬长年度生的穷人，一个大字不识的贱民。解放了，在人民政府开展的扫除乡村文盲的识字运动中，他是第一批获得识字写字能力的庄稼人。他的聪慧，他的诗情，因为获得初步的文化知识而骤然迸发，关中农民习惯的“顺口溜”、民间口头文学形式的快板诗，一下子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四百多句，形象而又生动地记下了自己翻身做人学文化的真情实感：

 识字课本带身边，

 劳动歇息抽空念。

 一笔一画仔细写，

 一字一句记心间。

 指头当作好粉笔，

 土地就是大黑板；

 这块黑板大又宽，

 粉笔永远磨不完。

 ……

       他的快板诗被发表、出版了。一个翻身农民开始对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发言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的诗情在胸中激荡，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庄稼汉的歌唱。这样一位农民歌手，不过编唱或长或短的几句民歌，并不威胁任何人的存在，依然为“极左”的运动所不容。“四清”和“文革”的目标是整垮一切干部，贺丙丁没有当干部，是个社员，本该撞不着他的。但他写过诗，写过诗就挣了稿酬，稿酬就变成了“多吃多占”，多吃多占就应该退赔……他是个农民诗人，有几句精彩诗句得以发表，得到几块钱稿费，随手就花了，变成了碗里的油盐酱醋，变成了孩子身上的花布衫和脚上的鞋面布。可是把十几年来的零星所得累计到一起，就有几千元，而且要一次退赔清楚，人家把这叫做“零吃瓦碴，整巴砖头”。贺丙丁无钱退赔，于是就以物相抵，两千多斤粮食（农民只有这东西）！连同他给老父亲行孝心所置备的皮袄和寿材，一律被折价退赔了……

       对于一个农民，这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贺丙丁的诗情和诗心并没有因此泯灭。当从中国的晴空扫除了那几朵黑云以后，他的诗兴大发，又编又唱，乡村里的父老兄弟又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了。不仅如此，他进而组织起一个诗社，邀请天南海北的农民歌手，对唱起来了。

       贺丙丁和农民诗人王老九的情谊是感人的。他刚刚写出两首快板的时候，王老九已经是蜚声文坛的农民诗人了。他家离王老九居住的北王村只有15里路，说去就去了。在村外的田地里，贺丙丁朝一位吆牛扶犁的农民打问王老九的住处，没有料到这位耕地的农民正是王老九。他说他想跟他学诗，王老九却问他会干庄稼活儿吗？贺丙丁接过王老九手中的犁把儿，吆了两遭，王老九笑了，说他是庄稼把式。贺丙丁很自豪地说他会双手扬种哩！

        两位农民诗人坐在地头粪堆旁的树荫下，说起诗来了，把犁地忘记了。这两个庄稼人的心，被诗的纽带连在一起。王老九逝世以后，贺丙丁悄悄一人来到坟地，站在诗兄老九的坟前，暗暗流泪。没有花圈，也没有烧纸，他对他的感情不必用这些东西来寄托，心知啊！

       王老九诗社，一个完全按照庄稼人自己的风格建立起来的诗社，没有任何铺排和准备，他们只约定了每人写几首诗来吟诵，就算成立了。热心的新老诗人们当即提出要办诗刊，一切都不能成为阻碍诗社办刊物的问题，只有经济发生了困难。贺丙丁当即提出捐献20元钱，其他同志纷纷慷慨效法，油印刊物所需要的纸张解决了。

       贺丙丁是个农民，种地是他谋取生活财富的主要手段，种粮食务棉花，养鸡养猪，都是他和任何一个农民一样的必须劳作的项目。晚上，他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公社文化站，那是诗刊的编辑部。他坐下来，开始审阅，选择，修改那些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诗稿。没有工分，也没有工资或补贴，更没有稿费，一切都是自觉自愿。唯其如此，这个编辑部少了许多是非和纠纷。他审定了稿子，就交给诗社一位专事刻字的诗友，照样，义务刻蜡板。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推印的推印，装订的装订，又用自费把这些油印的诗刊寄送给诗社的社员们。

       贺丙丁是社长，总要到县上或西安为诗社办一些事情，他背上布兜，装着老伴烙下的锅盔，自费乘车，办完事，随便蹲在哪家茶棚下喝一杯酽茶，吃两块锅盔，就完了。

       诗社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延河》发出了诗社成立的消息，吉林一位书法家挥毫致意，广西、湖北、山西的民歌手们纷纷寄来诗稿，不为挣钱，“只为八亿农民争气！”有一位农民把卖了旱烟叶子的五元钱捐寄到诗社，退回去又寄来了。有人捐赠来刻版的蜡纸，真是动人哪！

       诗社在扩大，农民为主，兼容其他。在现有的66名会员中，就包含着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文学刊物的编辑，都愿意加入到王老九诗社里来。本省一位热心的大学教授，选择了40多首中外古今优秀民歌，给诗社社员免费授课，引得许多农民前来听讲，盛况空前。

       他何以会有孤独的感觉呢？他拥有那么强大的后盾、多么广阔的天地啊！我在和贺丙丁畅快地聊过一番之后，忽然想到了八亿农民这个不容忽视的数字，也就思索着贺丙丁和他的诗社的前景来，不必怀疑，在八亿农民普及高中和大学教育之前的这一段难能推计的时间里，民歌有广阔的天地——平原、山野、草原和戈壁—可以自由驰骋。即当整个乡村普及了高等教育，又当如何呢？优美的民歌不是文化教养愈高的人愈爱听的吗？

                                                ——摘自《陕西日报》1983年10月18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