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衡量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

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由众多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效率等的综合，形成不同发展程度的金融体系。

一个社会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该社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就越多，金融的效率就会越高。

衡量一个社会金融发展的基本指标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货币化率

经济货币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趋势。货币化即社会货币化程度， 是指在一定经济范围内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与服务交换的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3个常用指标是：实际金融资产存量/国民生产总值、实际金融资产存量/有形财富总量以及人均实际货币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用货币作为商品与服务交换媒介的范围越来越广。针对这种现象，可称为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

（二）金融相关率

金融相关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经济活动的总量则用国民生产总值表示。金融活动总量一般是用金融资产总额表示。它包括：非金融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即股票、债券及各种信贷凭证）；金融部门，即中央银行、存款银行、清算机构、保险组织和二级金融交易中介发行的金融工具（如通货与活期存款、居民储蓄、保险单等）和国外部门的金融工具等。

衡量金融发展程度，实际上是衡量金融机构的状态。为此，西方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5个需要考虑的数量指标：（1）金融资产总额与实物资产总额的比重；（2）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金融机构间的分布；（3）金融资产与负债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4）各金融部门拥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5）由金融机构发行、持有的金融工具的总和。

二、实体经济是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金融

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居民离不开货币以及由货币引起的金融活动。然而，金融的产生则完全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人类社会最初是以实物交换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然后发展到以货币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再由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以大工业和银行为基础的货币经济。目前，又处于传统的货币经济向金融经济转向的过程之中。在这几千年的转化过程中，每一步都是由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引起的：从物物交换中发展出货币形式，用于解决物物交换的供求不一致、交换双方在时间上要求不一致以及交换双方在空间要求不一致的矛盾，促进了商品交换；又从货币兑换业务中派生出货币保管业务，然后，从货币保管业务的发展中又生产了银行，以解决商品经济中对资金供求不一致的矛盾；随着资金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融通的方式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地增加，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经济的轮廓也不汤地清晰和完整。金融正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实体经济的发展使金融体系更趋完善

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收入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富裕起来的人们对金融投资和理财服务的需求增强。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长正是社会金融业发展的动力来源。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形成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集团，这些大的企业集团要求与其融资需要相匹配的现代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服务。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融资机构必须更大，融资的效率必须更高，融资的手段必须多样化，承担风险的能力必须更强。同时，众多新生的、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也需要金融机构为之提供能适应其需求的服务。因此，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规模及类型变化成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多样化和金融效率迅速提高的重要基础。没有这种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后盾，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形成。

三、金融是实体经济的上层建筑

最早的金融活动始于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物物交换不能适应其发展，于是出现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规模护大，借贷、兑换和汇兑业务相继大发展，金融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信用为中心的金融活动迅速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广泛建立，从而加速了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密切结合，形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命脉，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中心。托马斯·梅耶在《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中指出：“金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可以把金融体系看成经济结构中的上层建筑。”

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化。没有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我们的生产力和生活标准就会大大地低于现在的水平。正是这种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化使人们能够最有力地利用各类地区的各种生产力，集聚了大量专业知识和资本，并实现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节约。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同样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这种专业化就不可能实现。

四、非对称发展的金融和经济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理论由此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自1994年墨西可金融危机之后，1997年又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继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之后，又爆发了巴西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对称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政府如何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使之更好地为本国的经济服务。

早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基于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状况的考察，分别发表了他们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两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与经济发展来协调的金融政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经过随后几十年其他学者的补充，目前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理论。

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理政策对经济成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进作用， 也能起到阻滞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当局对金融活动进行强制干预：人为压低利率，实行信贷限额和信贷指标配给，高估本国货币币值并对外汇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等。

1997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德·斯旺对导致金融风险特别是信贷风险的成因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

第一类主要成因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通胀率居高不下，在宏观经济周期的顶峰期，银行往往过度乐观而超量放贷，进而引发泡沫经济。

第二类主要成因是未成熟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从长远看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加剧了金融业竞争。然而金融管理者、经营者目前缺乏足够的技能去有效控制伴随金融自由化产生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列不良影响在９０年代初的墨西哥、巴西相继发生。当局者已从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即金融自由化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风险管理系统作保障和支持。

第三类主要成因是政府介入。国有商业银行经常被用来为政府支出提供低息贷款，一些私有银行也被迫对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发放贷款，从而具有了半财政性质。这些活动从中长期都削弱了银行的实力。

第四类主要成因是不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

第五类主要成因是不健全的市场基础构架。他强调，不完善的会计系统、不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滞后的法规建设都阻碍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和市场规则的运行。

人们已经注意到无论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总而言之，金融抑制对对经济增长形成各方面的阻滞，必须带来收入的增长缓慢， 收入的增长缓慢进而又带来需求的增长缓慢，需求的增长缓慢又带来投资的增长缓慢， 使经济比例得到收入增长——需求增长——投资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对称发展的金融与经济

所谓金融深化，就是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成为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即完善金融市场机制，用市场代替官僚机构，以此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

金融深化论认为，为了消除金融对经济的抑制，必须推行金融市场化政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动员和分配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方面的功能。金融市场化的核心是放开资产价格，特别是是利率和汇率，使金融资产的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从而恢复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求的能力。

爱德华·肖认为，金融深化是获取收入效应、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的一种手段，而这些效应有助于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具体地说，从储蓄效应看，金融深化可以纠正扭曲的金融价格，使储蓄者对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鼓励人们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有利于提高一国私人储蓄对收入的比率，使金融机构有能力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借款机会。从投资效应看，金融深化使有限的资金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有效的分配，真正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从而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从分配效应看，金融深化使得少数大企业的信贷资金特权分配受到限制，阻止了腐败两句的发生，有利于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和政治稳定。从就业效应和产出效应看，金融深化有利于抑制信贷超分配和稳定通货，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推动就业和产出的增长。

金融深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金融深化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使利率 和汇率能够充分反映资金和外汇的实际供求情况，并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由于在经济活动中，金融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金融深化的实质要求实行金融体制改革，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所以，金融深化必须会不断地促进经济良性增长。

大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搞好金融改革，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使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这是因为，金融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快慢和稳定与否。

20世纪50年代初期，面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通货膨胀，我国政府及时制定了“三统一平”的方针，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现金收支、统一物资调拨，达到财政收支、现金收支和物资供求综合平衡。由于集中力量加强了金融调控，所以，很快就抑制了通货膨胀，特定了物价，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充分重视金融改革先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形成了中央银行体制，以后逐渐发展为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机构在内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加大了金融市场建设的力度，已经建立了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贴现与再贴现市场、回购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发挥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的同时，以有价证券形式筹资的直接也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业改革的成果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

高晓燕，郭德友.《金融学（第二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9）第2版：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