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藏山积千卷存古情怀书与诗—章鸿钊的风雅

章鸿钊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既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地质科学史专家、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又是爱国诗人。近来，中国地质图书馆在整理章鸿钊先生哲嗣的捐赠时，意外地发现，章鸿钊先生的成就绝不仅仅限于他所精专的领域，他的书法也是值得关注的，只是在以往的传记中，乃至章鸿钊先生自己书写的材料中，都极少涉及这位地质宗师的书艺世界。现根据中国地质图书馆所藏章鸿钊先生手书及章鸿钊先生旧藏书画作品，来窥测这位地质宗师的文艺修养。

对于从事地质研究之外的人士，特别是书画研究者，恐怕了解章鸿钊先生的还不多。章鸿钊先生1877年生于浙江省吴兴县，5岁时进入其父章乃吉（字蔼士）所开的蒙馆读书，由父亲授读《四书》《五经》约六七年，奠定了他坚实的汉学基础。17岁时，自习钻研算学，到21岁时便辑成《初步综合算草》一册。22岁时他，考取秀才，并于1905年东渡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留学。191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毕业，成为中国选学地质学并获理学士学位的第一人。

1913年，“地质研究所”正式在北京成立，章鸿钊任所长。1922年，在章鸿钊积极倡导下，筹建并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章鸿钊被推选为首任会长。1946年，章鸿钊受聘于南京国立编译馆，编纂《岩石学名词》和《地质学论丛》，后获中国地质学会授予的金质葛利普奖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总理任命章鸿钊为该委员会顾问。

章鸿钊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他在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发展史、地质调查史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内发表大量学术著作，同时在数学、历法、哲学、诗词歌赋等方面均有研究与著述，曾先后发表了《三灵解》《石雅》《地质学与相对说》《中国用锌的起源》等重要学术著作。他从现代地质科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有关古生物、矿物、岩石和地质矿产等方面的知识，开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之先河，具有广泛影响。他还曾大力领导与推动学会建设，及时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地质专业的学术期刊《中国地质学会志》。

章鸿钊代表作为《石雅》，民国初年着手撰写，耗时六七年得以完成。该书旁征博引，考订了中国古籍中矿物名称的沿革及其相应的矿物名称，提供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为宝玉类，中为石类，下为金类。他之所以把这部书的名字命名为《石雅》，是依照《诗经》中《大雅》《小雅》和字书《尔雅》的体例，取“订正金石”的意思。书中凡举中国古籍，囊括六经正史以及稗官野史、地方志书、诗赋别集，同时还参考了西方学者的著述，但是他不盲从，或引申或批驳，体现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扎实的学养和良好的学风。梁启超在1921年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将《石雅》列入参考书目并加以评论：“记国内外地质学者研究所得结果，极可观。”丁文江先生评价说：“（这本书）尤其对于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一座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翁文灏先生不仅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同时对章鸿钊的“高雅笔调”也极为赞赏：“章先生本人亦是他们中之佼佼者，既得古文化之熏陶，又受现代之教育，善明书中所述之石各种美趣。他在卷首自叙中称平生好石，此种喜好在他用带有古风的高雅笔调写就之各卷中随处可见。”《石雅》一书由罗振玉题写书名，《石雅提要》亦有手稿存世，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我们了解章鸿钊先生的书法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1年9月6日，这位成就卓越的中国地质学大师与世长辞。李四光先生在追悼章鸿钊的大会上说：“章先生为人正直而有操守，始终不和恶势力妥协，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多次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章鸿钊先生的一生都走在“科学救国”的大道上。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约1916年底），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三人曾制订“相互循进”的“五条”，其中一条为：“念国势之艰危，人才之消乏，任事诸人必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面对国家的凋敝，以地质事业为己任的章鸿钊，似乎并没有匀出太多精力放在书法方面，甚至可以说，章鸿钊先生在书法方面所花费的心思，远远不及写诗填词。我们也只能根据现有的馆藏以及相关材料，来尽可能合情地还原这位地质宗师的书艺世界。

章鸿钊先生在书法方面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他的父亲章乃吉（蔼士）先生。他五岁的时候，进入父亲的私塾读书。章乃吉先生对待孩子非常严格，但章鸿钊先生自幼聪颖过人，又酷爱读书，因此，并未受到过父亲的体罚。根据章鸿钊先生与其弟兄晚年口述书写的有关材料可知：“先父（章乃吉先生）的字法学的是颜鲁（公）体”。章鸿钊先生早年的字我们没有见到过，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基本可以想象，少年时的章鸿钊，应该是可以写一手遒美的大字颜楷的。

章鸿钊先生的父亲与叔叔章乃正（字端士）都是当地出了名的孝子。此外，他们还长与经营，并广泛结交文雅之士。在章鸿钊先生的旧藏，便有不少当时的名家为他们创作的书画作品。比如，署“蔼士”（即章乃吉）上款的书画作品中，作者就有任薰（舜琴）、耀廷（补竹山房）、寿民、吴品珩（均玱）、冯文蔚等，署“端士”（即章乃正）上款的有易门、朵云等。这些作品是何时归章鸿钊先生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父辈们雅好文艺、交往名士的风气，对章鸿钊先生也是有深刻影响的，这在章鸿钊先生的旧藏中，也有体现。

除了地质学家外，我们所知道的章鸿钊先生的师友圈中，最常出现的便是罗振玉、董作宾、梁启超。章鸿钊先生是罗振玉非常惦念的好学生。大约在1911年，罗振玉赴北京担任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监督，也就是这一年，罗振玉写信约他就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地质学讲师一职。他们的相识，大致在1902年。那一年，章鸿钊先生在东文学堂结识了校长、老师罗振玉，并被老师的博学所深深折服。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为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同时，罗振玉曾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在书法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甲骨书法参用小篆笔法，个性鲜明，气格深沉，行书落款疏朗文雅，是近现代以甲骨文进行书法创作的先驱。章鸿钊在完成《石雅》的过程中，也曾得到老师罗振玉的指导和点拨。

章鸿钊和董作宾的交流，则更多集中于天文历法方面。章鸿钊曾著有《中国历学析疑》等文章，并多次通信与董作宾、陈遵妫（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北京天文馆馆长）讨论天文历法。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祖籍河南温县人，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与郭沫若（字鼎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被誉为“甲骨四堂”。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和罗振玉完全不同，他更多尊重甲骨文字形的最初样态，入笔、收笔轻盈，中段相对饱满。中国地质图书馆收藏有一件董作宾先生写给章鸿钊的临甲骨文成扇，共计六组文字，合书于一扇，就是他典型的书风，自此也可知，董、章二人是有过关于书法的交流的。此外，据杨钟键《记章爱存先生》一文可知：“先生名鸿钊，号爱存，别署半粟，浙江吴县人。近除为国立编译馆编辑有关地质之文籍外，尚致力于甲骨文及古历之研究。行见先生之贡献于学术界者方兴未艾也。”当然，我们没有见到章鸿钊先生的甲骨文书法作品，这也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

章鸿钊先生和当时书法家交往，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地质图书馆藏有一套章鸿钊先生旧藏的当时书家写赠与他的册页，对我们了解章鸿钊的书友圈有重要的意义。这套册页的封套上，有“敬求法书、赐款演群”八字，前四字略大，后四字略小，是作者表谦敬的一种方式，并希望对方在书写作品时，标明指定上款（演群）。根据不同作者落款的时间，可以知道该册页完成的时间跨度也较长。大致在这套册页完成后，章鸿钊先生又标注一行小字“友人赐书，清秘宣纸折14张”，据此可知，该册页内所涉及的书家，均为章鸿钊先生旧友。其中的作者有：清末学者田北湖、民国元老庄蕴宽、书画名家汤涤、金石学家杨昭儁、“洋会元”林大闾、行草名家王存、“同里四杰”杨天骥、“白石伯乐”陈师曾、清史馆《地理志》总纂秦树声、金石书画家姚茫父、近现代藏书家及版本目录学家邵章、“现代章草第一人”罗复堪等。这些作者，囊括了书画家、政坛名宿、藏书家等，人品、声誉、才能均为一代可数之人物。如果我们单从书法的角度来分析，发现章鸿钊先生的书友圈结构复杂，这也侧面反映出他的一些审美特点：一、因人贵书，即字以人贵，重视书法家的综合成就、修养、德望；二、碑帖兼重，即不仅仅重视经典帖学这个流派的书法家，对于优秀的碑派书家，同样可以给予赞赏；三、重视书法、文词合璧之美，这点从该册内容（如诗词摘抄、金石临习、古文选录）可以看出。

此外，中国地质图书馆还收藏有章鸿钊旧藏的成扇若干，作者涉及吴藻雪、陶昌善、董作宾等，因均在修复中，还不能一一呈现给读者。仅从以上材料，我们便发现，章鸿钊先生和他的父亲章乃吉、叔叔章乃正一样，热衷于文艺，并与书画家有着亲密的过从。但这点在他的传记中却没有得到体现。例如，在郭建民《科学巨匠章鸿钊》一书中，作者说：“（在撰写《石雅》的过程中）章鸿钊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每有余暇，就往北京著名的琉璃厂跑。他逛琉璃厂并不是为了收集名人字画、古书碑版，而是为了研究那些店铺中的各种珠宝玉器。”当然，在该书撰写的过程中，章鸿钊去琉璃厂，可能多留心于专业的角度—但他与诗友、金石友、书画友之间的交往，以及他的雅士风度，从他的旧藏便知贯穿了他的一生。

章鸿钊喜欢写诗，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诗稿大多不存。中国地质图书馆藏有一些章鸿钊与梁希（注：梁希，著名林学家。1923年赴德国研究林产制造化学，1927年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书信集中于1923—1927年）的通信往还，大多是一些唱和之作，以梁希居多。此外还有章鸿钊晚年的诗稿，这些诗稿也是我们研究他书法的重要材料。关于章鸿钊的诗，我们不作过多评判，但在他的《葛利普六秩之庆》中，曾有句“藏山事业书千卷，望古情怀酒一卮”（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1920年应聘到中国，曾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1946年在北平病逝，被誉为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这一句恰恰是章鸿钊自己的真实写照。章鸿钊的朋友圈中，不乏好古之士，而他自己更是雅好金石，乃至对碑学一路的书法情有独钟，这从他的收藏和手稿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早年的章鸿钊从颜体字入手，后受时风影响，主要取法董其昌一路。但在章鸿钊的青壮年时期，却是碑学大行其道之时。经过清初、中期的积累，碑学一路在理论基础方面已经日渐完备。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之后，更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推动，其从实践的角度，推重邓石如，使碑学理论不仅有理论的支撑，更树立起“典范书家”，使碑学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经问世，便引起国内书坛的广泛重视，这种理论的构建和完备，使得碑学之美广为士大夫所接受和重视，其艺术观念、审美风尚乃至技法规则，自上而下地深刻影响了近代书法史。章鸿钊青壮年时期的书法，有典型的碑学印记，这点在他给学生报告的批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章鸿钊的碑派书法却不是剑拔弩张的，他似乎受到了赵之谦书风的影响，书写时而轻松时而沉着，结字横宽、左右开张，在烂漫中流露出清新的气质，这种风格或许来源于对北魏墓志的取法。实际上，这个阶段的章鸿钊书法，即便放在碑学书家的行列中，也是非常优秀的。

中年之后的章鸿钊书风却没有沿着碑学的路子继续前行，而是不断地回归到帖学一路。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地质事业上，他的重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而他本就用来怡情的书法则被弛懈；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源于碑帖合流趋势的影响，毕竟碑学也有碑学自身的局限，帖学也有帖学自身的高度，民国时期的书法家，有不少主张碑帖兼容的，这也是当时的趋势之一。至于章鸿钊是否受到身边朋友圈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们从章鸿钊最真实、最日常的书写中，特别是从《地质学界两种过渡的信仰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约1929前）、《水经注类释》（约1932）、《读龚纶氏寿山石谱书评》（约1933）、《从时空相对性论造山运动》（约1943）几件手稿中，明显发觉这位曾在碑学方面颇有心得的专家，却日渐回到了帖学的路子上，书风接近董其昌。尽管偶尔他还用带有北魏元氏墓志一类的书风书写行楷书，但是他的行书一路，已然抛却了早年的碑学气象。

晚年的章鸿钊依然醉心于书写，但是这个阶段他的书法有实用化趋势，逐渐回归到馆阁书风。比如他所书写的《挽葛利普联》《李四光六十寿辰祝词》以及一些诗词手稿，书风在颜、褚之间，字字端庄、笔笔不苟。这或许和他的身份变化、作品的应用也有关系，但更多则可能是心境的变化，是对于“复归平淡”的自觉追求。但是章鸿钊的一生书风的变化，同时也是晚清民国书法史演进的折射，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帖学的衰颓、碑学崛起，以及碑帖合流的整个过程。同时，或许恰恰由于章鸿钊先生并没有把书法当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他中年前后的作品，会对专业的书法家有更多的启发。

章鸿钊先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但是受到父辈的影响，他依然有着风雅的情怀，比如，他热衷交游书画家，他爱写诗，也写得一手好字。在他严谨的学风的背后，是超脱的情怀，悠游的心境，更是“游于艺”的从容。也许，通过现有的材料，我们对章鸿钊先生的书法世界还不能有全面、透彻的认识，但是通过中国地质图书馆的馆藏，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像章鸿钊先生这样在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宗师，使他们的书法被人们了解，使他们绚丽的文艺世界，被发掘出来，而不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湮没无闻。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图书馆）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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