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撰 韩锐注《语石校注》卷一之第1-4则
(2013-09-30 04: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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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石》卷一
長洲葉昌熾
一、三代鼎弊,名山大山往往間出(一),刻石之文,傳世蓋尠(二)。祝融峰銘,實道家之秘文(三);比干墓字,豈宣聖之遺跡(四)?至於《鬼方紀功之刻》,僻在蠻荒(五),《箕子就封之文》,出於羅麗(六)。半由附會,於古無徵。惟陳倉十碣(七),雖韋左司(八)以下聚訟紛如,繹(九)其文詞,猶有《車攻》、《吉日》之遺(十),鐵索金繩,龍騰鼎躍,亦非李斯以下所能作,自是成周古刻。海内石刻,當奉此為鼻祖。【圖001】
右三代古刻一則。
【注】
(一)、《三代鼎彝》句:
三代,指夏、商、周,「鼎彝」,青銅禮器的總稱。全句系化用許慎《説文解字叙》中:「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之語。
(二)、「尠」,同「鮮」,本作「尟」,音同,即「很少」。
(三)、《祝融峰銘》句:
《祝融峰銘》即《岣嶁碑》,注詳後。道家在此處指道教,非諸子之道家。秘文,符籙之類。
(四)、《比干墓字》句:
《比干墓字》注詳後。宣聖,即「大成至聖文宣王」之簡稱,指孔子。
(五)、《鬼方紀功之刻》句:
即《紅山摩崖》,注詳後。蠻荒,南方邊陲之地,此處指貴州。
(六)、《箕子就封之文》句:
《箕子就封之文》,又稱《錦山摩崖》,注詳後,「羅麗」,新羅、高麗,代指朝鮮。
(七)、「陳倉十碣」云云:
「陳倉十碣」即石鼓。《石鼓》為東周時代秦國刻石,共十枚。石鼓最早并不稱「鼓」,最早談到《石鼓》的蘇勖即稱之為《獵碣》,竇臮(ji)在《述書賦》的自注中也稱《獵碣》,後人把它們叫石鼓,是因為其模樣真有點像鼓。唐代貞觀間發現於今陝西省鳳翔縣城南的田野中。由於它們的年代久遠及文字、書法的價值,自唐以來引起了先是文人(韋應物、韓愈、蘇軾兄弟等),後是學術界(歐陽修、趙明誠等)越來越大的注意,直到現代,仍絡繹不絕地有新的研究成果。《石鼓》資料的綜合,一見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一見于敏中等編纂的《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八、六十九、七十;近代主要研究成果可舉出馬衡的《明 安國藏拓獵碣跋》、《石鼓為秦刻石考》(俱收入《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五《石刻》)、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收入《全集》第八卷);釋詞見《中國大百科全書 考古》卷條目;拓本情况可以看徐自強先生主編的《北京圖書館藏石刻叙錄》。【徐宝贵著《石鼓文整理研究》上下中華書局2008】
(八)、「韋左司以下」云云:
韋左司即唐代詩人韋應物,他曾為左司郎中,不過還是稱「韋蘇州」的為多。實在説,詩人尤其是唐代詩人們本是無意作什麼考據功夫的,不過像韋詩《石鼓歌》中的「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焯輝煌……喘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詩《石鼓歌》中的「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也不免真有些像「斷代意見」了。從那以後到近代,關於《石鼓文》的年代,遂有了周文王、周宣王、周成王、秦、漢、北周等衆多説法。近几十年來,著名學者如馬衡、郭沫若、唐蘭等也各有已見,不過其治學門徑與古人迥異罷了。
(九)、「繹」:
本義為「抽絲」,引申為「追究」、「探究」。
(十)、「《車攻》、《吉日》之遺」:
即「帶有《詩經》的味道」。《車攻》等是《詩•小雅》中的兩篇。《車攻》(銳案:「攻」、「工」通)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吉日》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可同《石鼓文》(第一、第三鼓)比較其語言風格。
(十一)、「鼻祖」:即始祖。
【附】
韋應物《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紜紜。喘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法傳,持來比此殊懸隔。”
韓愈《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候劍佩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鹹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複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蘇軾《石鼓歌》:“冬十二月歲辛醜,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吾車既工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鬥。模糊半已似瘢胝,詰屈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與誰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kou)榖。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朦瞍。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競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石鼓文释文
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阜。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騂騂角弓,弓玆以寺。吾敺其特,其來趩趩。𧾨𧾨炱炱,即禦即時。麀鹿𧻕𧻕,其來大次。吾敺其樸,其來䢱䢱,射其𧱚蜀。
汧殹沔沔,烝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濿有小魚,其游散散。帛魚皪皪,其筵氐鮮。黃帛其鯾,有鯆有𩸊。其𦚎孔庶。臠之毚毚,汗汗博博。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苞之,維楊及柳。
三代石刻夏岣嶁碑,舊著録皆以褎然稱首。金石萃编最會衆説,疑以傳疑,近人久置之不論。觀其文字,雖轉摹失真,實有所本。周末金文,有爲鳥蟲書所從出者,即與此相近。奇觚室吉金文述所録熊氏、陸氏兩鐘,尤爲形似。此類宋人名之蛟篆,與此碑並定爲夏時物,蓋亦知其時地相同也。唐李綽尚書故實,尚書省有古鐘,紫金文鳥篆,記禹功者,與宋人説合。或此碑袓石,時已流傳,是以相承説爲夏器耳。今以諸器欵識攷之,多屬南方楚、越等國。近年壽州大出楚器,鳥蟲書者尤多,以時地互證,此碑即楚時之刻石也。想其袓石文字,當益與欵識密合。重刻漸訛,遂無由識其字畫耳。自禹碑之説傳,信者尊爲奇文,疑者斥爲虚造,不復推究祖石。準以壇山諸石著録之例,似可過而存之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潭州湘潭縣衡山,引庾仲雍湘州記,夏禹刻石書名,在山之上,此北宋人書、引南朝人地志也。寰宇記此卷舊闕,古逸叢書所傳刻著録者,未得偁引。又一有祖石之佐證,榈鄉馮志青海部(汝玠〉言:此碑袓石,今尚在衡山榛莽中。山上天氣極寒,非六月不能上,人憚於登陟,是以無傳拓者。不知是否楊升菴所云,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所見之石也。羅師石交録曰:與岐陽石鼓并世之石刻,惟濰縣陳氏曾藏一小石,長建初尺約四寸,廣不及半,正面文二行八字,側面三字,文字精絶,真周秦間物也。顧陳氏矜惜,不以示人。間於金文拓本見之,初不知其爲石也。予往寓津沽,陳氏後人索重值求售,亟購之。近印貞松堂吉金圖拊載卷末,世人始知有此石刻云。案:此石文字,似戦國古兵及鉢陶之類,爲晚周物無疑。正面文字,偏旁繁異,不可識者多,無從屬讀。側面,予釋爲夫遷邦三字,蓋紀遷國之事者。三代石刻之爲器物者,古玉間有文字。攈古録别出玉文一門,與石文不應同科。若宋人著録之逭磬,則真石文也。近年地不愛寶,洛陽金邨鎮出石磬三枚,皆有文字。一曰:古先齊厗左十,字最精。一曰:古先右六。一曰:介鐘右八。字细如髮,皆與戰國鑿欵金文相同,自非秦漢後物。文云古先,即姑洗。介鐘、即夾鐘。真所云樂石矣。此三磬,初爲番禺商錫永(承祚〉所得,尋讓歸海城于思泊(省吾),皆靠古名家也。可與羅師三代小石刻,同爲著録之奇觀矣。
二、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丘之變(一)。今惟《琅邪臺》一刻(二)尚存諸城海神祠内,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苓(三)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也(四)。《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廟,乾隆五年毁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五)。《之罘》、《碣石》、《會稽》三刻久亡(六),《嶧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即有摹本,《杜詩》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七),是也。
【注】
(一)、「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
秦始皇帝統一全國後,從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的九年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七年,即公元前二一九——二一〇年)凡四次東巡。「有沙丘之變」,指最後一次東巡返回咸陽時,秦始皇死於途中(沙丘,古地名)。《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其事云:「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乃遂上泰山,立石,……下,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竝(同「傍」)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其東觀曰……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根據這個記載,是始皇四次出行,刻石凡七。所刻之石,除二十八年《之罘刻石》及《鄒嶧山刻石》外,《史記》皆錄其文,《鄒嶧山刻石》,日本人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引陳仁錫錄文補,二十八年《之罘刻石》迄未見。刻詞皆四言,三句為韵,其音步與秦數尚六之制合。文皆長,不錄。
(二)、「《琅邪臺刻石》」:
秦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立。琅邪臺在今山東諸城城縣東南,濱海。清代著名學者阮元所記乾隆時期該臺的情况是:「琅琊在諸城縣治東南一百六十里,臺三成(「成」、「層」通),成高三丈許,最上平整,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迄北為登臺沙道。臺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内西南隅,秦碑在焉」。今遺址尚在。《琅邪臺刻石》殘石高一點二九、寬零點六七五、厚零點三七米,原為四面環刻,現僅存西側殘字十三行共八十六字。
該石始末,可讀張彥生《善本碑帖錄》,解放後,曾從諸城縣政府移至山東省博物館,一九五九年移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陳列。
(三)、「段松苓」:
也寫作段松齡(一七四五——一八〇〇),清金石學家。字勁伯,一字赤亭,山東益都人。生平精熟掌故,癖好金石,以不諳科舉,故終生未仕。曾經歷艱辛,為翁方綱、阮元等遍訪齊魯石刻,《山左金石志》之成,段氏之力為多。自著有《山左碑目》、《益都金石志》及《赤亭金石跋》。
(四)、「翁阮孫三家」云云:
(五)、「《泰山廿九字》」
即《泰山刻石》。秦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石原在泰山頂上,亦四面刻,共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小篆書。由於年深受損,至明初,只餘一面,存李斯等上秦二世奏文二十九字(存字最多者為北宋拓一百六十五字本,今在國外。),即此《泰山二十九字》。
(六)、「《泰山刻石十字本》」:
该石現存泰山下岱廟中,宣统二年又损一字,現只存九字了。
(七)、「之罘、碣石、會稽三刻」:
之罘(fu),島名,今名陸連島,在山東煙臺市西北海屮,據阮元派人調查稱,刻石已墮入水中。餘詳後。碣石,島名,旧傳在河北省昌黎縣西北,近年考古工作者於遼寧省綏中海濱發现秦碣石宫遺址,當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二五)游碣石,刻碣石門,石久佚。有摩本,不可信。
會(gui)稽,即今浙江省紹興。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後一次東巡,途經會稽,刻石頌秦德。原石久佚,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紹興府總管府推官司徒駉(jiong,或作「驯」)據摹本沿刻於紹興學,後被人磨去重刻。
(八)、「嶧山」句:
《史記》作「鄒嶧山」,即山東鄒縣的嶧山。《嶧山刻石》是泰始皇二十八年東巡之第一塊紀功刻石,其版本情况詳後。唐時摹本,各家皆未見,惟據杜甫詩《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二句知之,可讀清人楊倫《杜詩鏡銓》此句下注,不贅。
《楊東里集》論《嶧山》翻木次第(一),《長安》第一(二),《紹興》笫二(三),《浦江鄭氏》第三(四),《應天府學》第四(五),《靑社》第五(六),《蜀中》第六(七),《鄒縣》第七(八)。所謂《長安本》者,宋鄭文寶(九)得徐鉉(十)摹本重刊,今尚在西安府學(十一),以《泰山》、《琅邪》真秦篆相較,不僅優孟衣冠之誚(十二)。東里所推為第一本者已如此,其餘六本自鄶可知(十三)。
【注】
(一)、「《楊東里集》」云云:楊東里即楊士奇(一三六五——一四四四,名寓,明初大臣),其《東里文集》九十七卷附《別集》四卷,又稱《東里全集》,或分正、續二集,關於《嶧山》版本之次第,見其《續集》中之《嶧山碑跋》,楊氏自稱見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之語。
(二)、「《長安》」:
《嶧山刻石長安本》,北宋淳化四年(九九三),鄭文寶以徐鉉摹本重刻於長安,有鄭氏題記。現存陝西省西安碑林。
(三)、「《紹興》」:
《嶧山刻石紹興本》,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山東人申徒駉以《長安本》復刻於紹興府學。
(四)、「《浦江鄭氏》」:
無傳。施蟄存先生以明葉盛《菉竹堂碑目》中對該碑刻本次第同《東里績集》相較,認為此《浦江鄭氏本》即《菉竹堂碑目》中之《東明精舍本》,然亦無進一步描述。
(五)、「《應天府學》」:
元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行臺御史東平李處巽又翻刻此碑及《泰山刻石》各一通於應天(今南京市)府學。
(六)、「《青社》」:
題阜昌甲寅(偽齊劉豫阜昌五年,當南宋紹興四年,公元一一三四)河南李仲坦以李建中臨徐鉉本摹刻於青社郡舍,故世稱《靑社本》。
(七)、「《鄒縣》」:
北宋元祐八年(一0九三),鄒縣縣令張文仲取鄭文寶刻本翻刻一石,置於鄒縣孟子廟。該石已亡佚,元至元二十九年有人重刻一本,即此《鄒縣本》。
鋭案:以上關於《嶧山碑》版本的綜述材料,詳者可參見施蟄存《水經注碑錄》或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此書專業性較強),略者可看崇善、周高《秦漢石刻的篆書》。作者俱今人,其書易得。
(八)、「《蜀中》」:
此本只見楊士奇所記之名稱,楊氏亦未見。
(九)、「西安府學」:
即今陝西省西安碑林,其地自宋代以來為西安府府學,解放後曾為陕西省博物館。
(十)、「優孟衣冠之誚」:
優,或稱優人,古代的一種類似戲劇演員的(滑稽)角色;孟,其名。優孟據傳是春秋楚莊王時的優人,曾穿起已故賢相孫叔敖的衣冠,模仿孫叔敖的形象進諫莊王(事見《史記 滑稽列傳》因而後來就把專事模仿(形似)之舉稱為「優孟衣冠」。誚,譏諷。
(十一)、「自鄶」:見《叙錄》注。
《泰山碑》,宋莒公所得本僅四十七字(一),刻於東平郡,江鄰幾守奉符(二),又刻於縣廨。汶陽劉跂(三)嘗親至泰山絕頂,刮摩垢蝕,所拓之本最為完善,可讀者凡百四十有六字,作《秦篆譜》(四)。元申徒馴重摹《會稽碑》,跋云:「行臺待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本,刻於建業郡庠」,即指此《譜》。《嶧山》應天本亦即處巽所刊。咸豐癸丑以前,吳山夫(五)嘗登尊經閣訪之,僅《嶧山碑》存耳。
【注】
(一)、「宋莒公」:
即宋庠(九九六——一〇六六)。庠字公序,北宋安陸(今湖北地)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仁宗皇祐中封莒國公,故稱莒公。宋氏為北宋文字學家、書法家。
(二)、「江鄰幾守奉符」:
江鄰幾名休復,北宋開封陳留人,歷史學家。奉符,今山東省泰安縣。江氏因謫官奉符縣知縣,遂有復刻《泰山刻石》之事(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一《秦泰山刻石》)。廨,官署,官舍。
(三)、「汶陽劉跂」句:
劉跂字斯立,北宋東光人,(銳案:劉氏曾為趙明誠《金石錄》寫過《後序》,自稱「河間劉跂」,而趙氏卻稱「汶陽劉跂」。考汶陽於宋乃今之曲阜,故劉氏究為何地人,待考。)神宗時舉進士,能文,善書,嘗自言:「余登泰山,覩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金石錄後序》)云云,即指此事。
《秦篆譜》一作《泰山秦篆譜》,一卷,原刻久佚。
(四)、「吳山夫」:
即吳玉搢。吳氏江蘇陽湖人,字籍五,號山夫,又號鈍根。清文字學象,著有《説文引經考》、《六書述部叙考》、《金石存》等書。咸豐癸丑為公元一八五三年。
劉跂《譜》,宋廬山陳氏嘗刻入《甲秀堂帖》(一),近漢陽葉東卿(二)有摹本。《之罘殘石》十四字,在《汝帖》第三卷(三),即歐陽《集古錄》所謂「秦篆遺文」者(四),歐公云二十七(五)字,《汝帖》又損其七耳。《琅邪臺碑》,宋熙寧中廬江文勛別刻於超然臺(六),今亦不存。右秦一則。
【注】
(一)、「《甲秀堂帖》」:
歷代書法叢帖,五卷,南宋廬江陳氏刻,收有《泰山碑》及《權銘》等秦代金石文字。但此帖只故宫博物院有第一卷,其他拓本傳至今日者絕少。
(二)、「漢陽葉東卿」:
葉志詵(一作「銑」,一七七九——?)字東卿,清湖北漢陽人,翁方綱(覃溪)的外甥,本人亦為金石學家和收藏家。據翁氏跋文説,葉志誅摹刻《秦篆譜》,便是依據《甲秀堂帖》。
(三)、「《汝帖》」:
歷代書法叢帖,十二卷,北宋大觀三年(一一零九)汝州太守敷陽王寀摹刻於郡廨,收有秦《之罘殘石》。此帖各家評價不高,但目前系惟一保存的宋刻帖原石,現存河南省臨汝縣文化館。
(四)、(五)、「《秦篆遺文》」:
《集古錄跋尾》言:「之罘山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span>嶧山碑>、<</span>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此言「二十七字」,誤,「七」當作「一」,《汝帖》存十四字,加已損之七字,正二十一字也。
(六)、「超然臺」:
此石為蘇軾主持摹刻,非原石,亦非原地。超然臺舊址亦在諸城縣,但已無宋代任何遺存可尋。
秦今惟琅邪臺一刻,尚存諸城海祠内。琅邪刻石,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海濱琅邪臺上。海祠湮廢,矗立風日中,石裂寸許。自陳簠齋訪拓後,縣令泰州宫懋讓鎔鐵束之。後令仁壽毛澂、建亭覆之。民國前十餘年,爲雷火燬碎,殘塊紛紛委地,不復可拓。遠近傳爲已佚。丙寅五月,縣人王景祥,從臺上捃拾散石,一一綴合復完。移嵌縣中公所壁間,重爲傳拓,得還舊觀。惟第七行稱字,缺其大半,所殘者迄未覓得。第八行德字,石面微凹,填塞塵土,最舊拓本,尚能辨識,後來多不清晰,兹亦爲之剔出。新拓本不同者僅此。是佚而復存,且不損字也。又此書盛稱翁、阮、孫著録十三行本。同治癸酉,簠齋訪得此石東面有字,而不可辨,因徧拓之,始傳有東面足拓本。而紙墨之佳,亦從來所未有。就今日傳拓本言,當以陳拓爲貴矣。
楊東里集、論嶧山翻本次第: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此明初所存翻本也。近代著録莫詳於攈古録目。今七本存者,爲長安、鄒縣、江甯(即應天府〉、會稽四本。長安宋刻,餘爲元刻。兗州尚有明刻本,攈古録未録。此諸本皆從長安徐常侍摹本出。餘杭褚禮堂〔德彝)云: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勭字下引李斯書嶧山碑從童作勭。卷十三云:亂,李斯書峄山碑從寸作亂,則唐人所見碑正與徐同。鼎臣之不變易舊文,可以想見。長安本得褚君此言,益爲有據矣。予曾見翁覃溪摘録永樂大典繹山碑本二十一字,與題記曰:永樂大典本與陝本同,據金薤琳琅跋内,廣下是求字,則此本豈在元敬本所見之後耶。然此本筆墨與今陝本小異,凡十餘字。而辭字右邊辛字下一横畫,並不上屈,信陕本之誤也。未知大典所據是何本也。攸、兵、首三字,特以證江甯本之誤。而羣臣從者字,何以獨無右筆,與後者字、著字不合。此似陝本誤而大典仍之。若强、號、獻、流、諸字,則陝本中間牽貫竟不成字,而世人相習,莫以爲怪何邪。爰取其小異者,摹於此而識之。藏諸笥以俟攷。案大典久佚,覃溪摹録之字,皆世所未見者。惟既有與長安本顯然不同之字,恐未必録自陝本。覃溪但據有鄭跋以爲與陝本同,然會稽、鄒縣亦皆兼摹鄭跋者,固不得據爲陝本之證也。或大典此碑,别有所本,適在東里所舉三本不傳者之中。東里入閣,正當修大典時,此碑似不能出七本以外也。秦石,古今著録皆僅此六刻石。明宛平于司直(弈正)天下金石志:山東髙密有秦石權。石權之解有二,作鈞石解者,爲金文。作石刻解,則石文也。尋于書著録之例,似非金文。近年周季木得石權一,上有始皇詔書,云是山東平度出土。羅師定爲僞刻。季木力言其爲真。始皇詔權石刻,吴清卿曾得一事。季木云:亦山東所出。以天下金石志出髙密者觀之,是山東舊出石權,非始自近代也。吴權見秦金文録。周權見居貞草堂石影。爰記之,以質通人。
三、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於《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一)。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闕》一種(二),可知其尠矣。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三),未必為漢石也。《魯孝王五鳳石刻》(四)金明昌二年得於太子釣魚池側,今尚存曲阜孔廟。此外,《趙廿二年群臣上壽刻石》出永年(五),《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六),元鳳中《廣陵王中殿題字》出甘泉(七),皆歐、趙所未見也。至《居攝墳壇二刻》(八)及《萊子侯刻石》(九),已在新室篡漢後矣。
右前漢一則
【注】
(一)、「《宋文帝神道碑跋》」:
此見《集古錄跋尾》卷四。
(二)、(三)、「《鄭三益闕》」云云:
此旧見《金石錄》卷一《目錄》。按此《銘》趙明誠無跋,僅於題下注云:「武帝建元二年。自劉聰後,屢以『建元』紀年,此銘字畫非晉以後人書」。拓片迄未見。
關於以「建元」紀年事,自漢武帝之後,有十六國之前趙劉聰(公元三一五,一年)、東晉康帝司馬岳(公元三四三,一年)、十六國之前秦苻堅(公元三六五,凡二十年)和南齊高帝蕭道成(公元四七九,凡四年)。又,西漢之「建元」,為中國歷史上有「年號」之始,不過史學界或認為這個年號還是後來補稱的,而公元前一四〇年漢武即位時并沒有馬上確立年號(參見王先謙《漢書補注 武帝紀》「建元元年」下引劉攽等人的見解)。
(四)、「《魯孝王五鳳石刻》」:
又稱《五鳳刻石》,古隸書:「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五鳳」為宣帝年號,二年為公元前五六年(著錄見《金石萃編》卷五0)。
(五)、「《群臣上壽刻石》」:
此石清道光中發現,漢篆一行云:「趙二十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垨醻(壽)此石北」。趙二十二年為西漢文帝後元六年(前一五八年)。此為已發現年代最早的西漢石刻文字。永年縣屬河北省(著錄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
(六)、《麃孝禹刻石):
石作碑形,亦稱《麃孝禹碑》。清同治庚午(九年,一八七〇)山東平邑出土,古隸二行云:「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麃里麃孝禹」。河平,西漢成帝年號,三年為公元前二十六年。此石實為墓碑之初型。但陸增祥疑為偽品。
(七)、「《廣陵王中殿題字》」:
此刻於清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發現於江蘇省揚州之甘泉山,共四石,其一刻「中殿第廿八」五字,書體在篆、隸間(見阮元《揅經室三集•甘泉山獲石記》),無年月。
(八)、「《居攝墳壇二刻》」:
即《上谷卿墳壇刻石》和《祝其卿墳壇刻石》,《金石錄》已著錄(卷十四),題「居攝二年」,按「居攝」為西漢末孺子嬰年號(實為「王莽居攝」也),二年為公元七年。
(九)、「《萊子侯刻石》」:
或稱《萊子侯贍族戒石》,題「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此石清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發現於山東鄒縣嶧山西南。「始建國天鳳」是王莽「新」朝年號,三年為公元十七年。(見《八瓊室金石補正》)
前漢麃孝禹出肥城。麃孝禹刻石,同治庚午,山東費縣平邑集出土。南海李山農方伯(宗岱〕輂致濟南寓中,名其園曰漢石園。陶齋藏石,甲於天下,睥睨此石,終不能得。癸亥,石從李氏出,莒縣莊式如(鉉)時寓歷下,就購得之。亦名其居曰兩漢石齋。兩漢,前後漢。即此石與莒縣所出之熹平鎮石也。陶齋藏石記:書成,時有所獲。予得拓本有殘石一帋,似中殿刻石,而字尤少。可識者,東缾字。缾爲縣名,見漢書地理志齊國屬縣。後漢無此縣。據地名,當爲前漢石刻。至諸城王蘭谿舍人(緒袓〉得陶齋西安降命刻石,定爲前漢,加以跋釋。然其文乃墓中鎮石,爲陰陽五行家言。其製起於後漢,近日所出頗多。證爲前漢,無確據也。鄒縣白楊邨關帝廟晝象,亦歸陶齋著録者。石有食齋祠園四字者。石無年月,舊見著録,未能定爲何時。建德周季木公孫(進)得此石,以畫象質朴,字體渾厚,云是前漢石刻。季木專收漢石,鑒别極精,自非率爾之談。然無它佐證,實難質言也。前漢石刻,於器物中頗得數事。陶齋藏石記著録之測景日晷,引周暻跋云:自漢太初曆以律起厤,定日法爲八十一。是晷百分,殊與漢曆不同。百分當是古法,是太初以前之物也。此日晷石刻,綏遠歸化城出土。入民國後,周季木又於山西右玉訪得一日晷殘石,所刻度數,與陶齋石同。歸化、右玉,地復相近。自趙武靈王歷秦至漢武帝時,皆爲邊塞。此兩石既異太初厤,最晚亦當如周氏所言,爲太初以前物。近歲壬申,河南洛陽金村鎮復出日晷一石,爲美國教士懷履光携歸海外。與塞上兩石,無分毫之異。可以證太初以前通行之晷度矣。羅師藏一石磬,篆書十一字曰:四時嘉至,磬南吕午堵左桎。案西清古鑒漢鐘銘,四時嘉至,摇鐘未中角。綏和二年。與此皆冠以四時嘉至。曰午、曰未、稱例正同。當俱爲成帝綏和二年所造,亦前漢樂石也。
四、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一),徧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酈道元《水經注》所引(二),十僅存四五而已,以蘭泉、淵如諸家(三)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四),古刻淪胥(五),良可慨惜。然荒崖峭壁,游屐(六)摩挲;梵剎幽宫(七),耕犁發掘(八),往往為前覺所未見。諸城尹祝年廣文輯《漢石存》(九),時地瞭然,便於搜討,好古者其按圖以索焉。
右後漢一則。
【注】
(一)、「門生故吏」句;
門生系泛指某人的學生輩,在東漢一代準確地講,老師的親授學生稱「弟子」,弟子轉相傳授者才稱「門生」(《集古錄》卷二《後漢孔宙碑陰題名跋》)。故吏指某官所歷任各職的屬員。「府主」,府指官署,府主指上述屬員的老上級。東漢時各級主官都自辟(延聘)屬吏,其上下級之間幾乎終生都保持着某種權利義務關係。所以某官僚死後,不管其生前境况如何,其門生故吏都要奔喪、送葬并集資為之建立碑、闕、神道石獸乃至祠堂等。「黨錮之禍」使這種風氣更為盛行。上舉《孔宙碑》碑陰的大量題名便能説明這種歷史現象。
(二)、「《水經注》」云云: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以當時中國境内一二五二條大小河流為綱,詳述水道所經各地的自然、人文概况,當然也包括南北朝以前各代的石刻遺存。其所記漢代碑闕,宋代《隸續》中有錄目,近年來,吳興施蟄存先生大作《水經注碑錄》出版,對各碑均有詳細考證。
(三)、「王蘭泉、孫淵如」:
王蘭泉名昶(一七二四—一八㊀六),字德甫,一號述庵,上海青浦人,著有《金石萃編》一六〇卷,收金石拓本一五〇〇餘通,而重點在石刻。孫淵如名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一字伯淵,清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與邢澍合著《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收漢代石刻八十多通。
(四)、「洪文惠《隸釋》」等:
洪氏名适(kuo一一一七——一一八四),字景伯,晚號槃洲老人,卒謚文惠。南宋鄱陽(今江西省波陽)人。所著《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所收皆為漢、魏碑刻,共一百三十八種。又附有《水經注》所錄漢、魏碑目、《集古錄》(及其子歐陽棐《集古錄目》)、《金石錄》及無名氏之《天下碑錄》中的漢、魏碑刻(有目),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著錄断代石刻資料的著作。
按以上各家所收漢碑,統計起來比較複雜,故宫博物院馬子雲先生説,目前全國尚存漢碑不過四五十通,其中墓碑三十四通。
(五)、淪胥:
此語《詩經》中屢見,如「淪胥以亡」、『淪胥以敗」,經學家解釋分歧,我用傳統引用的鄭玄《毛詩箋》,釋為「相繼」(實即「相繼喪亡」之略語
(六)、「游屐摩挲」:
「屐」,木屐,漢、晉以來(我所見的最早實物是西漢的)為南方水鄉習俗所穿着,東晉以來足登烫過蟣的木屐游涉山林,是名士們的癖好,因而後世以「游屐」代指「游人」。
(七)、「梵剎幽宫」:指佛、道寺觀。
(八)、「耕犁發掘」:指農民犁田時出土。
(九)、「尹祝年」云云:
尹祝年(一作「竹年」),名彭壽,山東諸城人。清末金石家、收藏家。「廣文」,觀後文又稱「明經」,當是舉人之類的雅稱。考《漢石存目》二卷,為王懿榮輯,尹氏所輯者乃《魏晉石存目》,羅振玉氏皆嘗為之撰序。葉氏偶誤記。
(十)「按圖以索」:
即「按圖索驥」之句子化。
後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