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峰”，神秘的文化符号

李春社

 “走进峰峰”，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现实的路径，从邯郸主城区驱车，四十分钟就到峰峰了，另一条路径，是一条文化的路径，需要穿越上千年的文化小径，拨云吹雾，跳涧跨溪，才能抵达峰峰的文化之境。

如果读者诸君愿意在文化的山川野趣中探险，我现在就带着大家踏上文化路径，去寻找峰峰的文化之境。

大约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即公元291年，正是“魏晋风度”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时期，一个名叫左思的年轻人，因“貌丑木讷”，只好避开讲“清谈”的文人圈，躲开讲“风度”的士人圈，离开首都洛阳，来到邯郸，在这里登三台，访人情，考风物，踏山川，并且登上了峰峰的鼓山之上，察看了山上的两座山峰，经过半年考察，积十年构思，写下了《魏都赋》，并与《吴都赋》《蜀都赋》一起，组成《三都赋》在洛阳出版，一时轰动洛阳，人们竞相抄写，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洛阳纸贵”现象，并让也打算写《三都赋》的大文人陆机烧掉自己的手稿，留下了“陆机辍笔”的典故。

在《魏都赋》中，左思以惜墨如金的笔法，写到峰峰“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让“峰峰”具有了文化符号的意义。

那么，“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是什么意思呢？钲，古代军中乐器，其状如鼓，即铜鼓。《乐府诗集》：“神钲一震，九域来同。” 神钲就是神鼓，是言峰峰的鼓山上，有石鼓时时震响，响声迢递于山峦、惊响于四野。

如果说左思是外地人，来到峰峰考察，是道听途说，那么，与左思同时代的人刘邵，是地地道道的邯郸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他“博览学籍，文质周洽”。所作《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等，史称"三都赋"，名传后世，受到推崇。他在《赵都赋》也言：“神钲发声。”

鼓山上的石鼓如此神奇，成为后来“峰峰”二字的最早意义。

如果说作为诗人与辞赋家的的左思、刘邵，在《魏都赋》《赵都赋》中带有诗人的想象与夸张，那么，一百多年后，一本地理书的记载，足证左思、刘邵所言不虚。

公元420年至422年间，南朝刘宋（建都今南京）时，年号永初，宋国有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写了一本地理书《永初古今山川记》，作者虽居南朝，但以中华正统者的视野，记录了黄河南北各地的山川地理。书载：鼓山“有二石，南北相对，其形如鼓，俗语‘南鼓北鼓，相距十五。’”

在这里，第一次点明了鼓山为什么叫鼓山，就是因为有石鼓，而且是两个石鼓，“峰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一步具象化为两个山峰“南鼓北鼓”。

书中说“俗语”，是那些人俗语呢？当然是鼓山下的土著居民，这个村子的名子就叫“峰峰”，因为地处南鼓北鼓之间，时闻双鼓而鸣，故取名峰峰。峰峰村名与双峰、双鼓紧密相联，“峰峰”两字叠音在一起，使 “峰峰”的文化符号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

南鼓北鼓为什么叫神钲呢，有多么神秘呢，《永初古今山川记》没有写明，左思、刘邵也没有说明，我们还得穿越时空，顺着文化的小径，作进一步的探索。

到了隋代，出了一本地理书，虽然已经亡佚，但后人还是称之为经，名叫《冀州图经》，后人多次引用《冀州图经》曰：“邺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时自鸣。。”

对峰峰之鼓山作了最神秘解释的是唐代著名学者李善，他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和诗人李邕的父亲，李善以《文选注》六十卷流传于世，影响深远。李善在著《文选注》时，态度严谨，事必究源，把文选写成了古代的百科式著作，其中对《三都赋》作了非常详细的注解和说明，甚至可能亲自来到峰峰，对鼓山进行考察验证。

李善在“神钲（石鼓）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 作注曰：“冀州图，邺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时自鸣。刘邵赵都赋曰：神钲发声。俗云：石鼓鸣，则天下有兵革之事。”

除李善外，唐代另一位著名学者李周翰，也对《魏都赋》作注曰：“邺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时时自鸣，故称灵响。”

唐代，峰峰的石鼓不仅是鼓形而已，不仅仅是自鸣而已，而且已经是“石鼓鸣，则天下有兵革之事”了，真的具有了战争中的“神钲”意义了。

鼓山之神奇，从老百姓的“俗云”，转换成“纪实”，实际上始于宋代，宋太平兴国年间，著名地理学家乐史，在其名著《太平寰宇记》中，除引述上文的资料外，还把鼓山的神奇说得更具体了。书载：“高齐末，此鼓鸣，未几，邺城有兵而齐灭。隋文季年，又鸣，闻数百里也。”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也沿用其说。

“峰峰”所代表的两座石鼓形山峰，是不是鸣则兵事而起的象征呢？也不尽然。在金代，这里发生了一件更为神奇的事件，却不代表兵事。据《金史·五行志》载：“金泰和二年（1202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县鼓山石圣台，有大鸟十，集于台上，其羽五色斓然，文多赤黄，赫冠鸡项，尾阔而修，状若鲤鱼，尾而长，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鸟万数，形色各异，或飞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东南来，势如连云，声如殷雷，林木震动，牧者惊惶，即驱牛击物，以惊之，殊不为动，俄有大鸟如鹏鴞者，怒来搏击之，民益恐，奔告县官，皆以为凤凰也，命工图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视其处，粪迹连顷，其色各异，遗禽数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鲤，大者丈余，鱼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庙，诏中外。”

一只巨鸟，十只大鸟，率数万只小鸟，遮天蔽日地从东南方向飞来，落到鼓山，二日后始离去，人们到山上一看，只见满山是鸟粪，到处是丢弃的鱼骨。当时的滏阳县令听到此消息，命画工将鸟形画成图，奉献于朝廷，言称“凤凰现世”，金章宗见图后，以“凤凰呈瑞”，颁诏天下。后人将“凤凰驻落”之山头名之为“石圣台”，意为“石台呈圣”。

“石台呈圣”的祥瑞不仅在官方和朝庭影响巨大，在鼓山脚下的土著居民之间，也有巨大的影响。地处两座石鼓之间的“峰峰村” 在“石台呈圣”之后，将村名改为“奉凤村”。

但在文人之中，他们更相信石鼓与兵事的预兆。明代磁州武安县举人宋之韩在咏鼓山时，以“龙潭灵作峰峰雨，石鼓威生面面风”来形容鼓山。明代举人李以宁在《题响堂寺隋开皇创建次韵》说：“屴崱难登尚有梯，岩近古寺拥菩提。人传石鼓连空响，僧与山云共榻栖。”清康熙年间任武安县教谕的王组在《游鼓山》写道：“层崖崒岦路行难，巧凿阴宫结构宽。岂厌鼓声当用武，故穿石脉暂求安。”

清代，“峰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保留在奉凤村旁的一个道庙中，虽然里面住的都是尼姑，却不叫奉凤庵，而叫“峰峰庵”。

或许“峰峰”更具有文化意味，或许在男权社会，“奉凤”让男人不快，清代后期，“奉凤村”又改名叫“峰峰村”了。

清末民初，一个在北京开汽水公司的商人，名叫杨以俭，来磁州官矿局任职，因见官矿局鱼肉百姓，不能施展其建功立业的抱负，遂辞职下海，在峰峰村旁建起怡立煤矿股份公司，其后，另一位商人李墨卿，在峰峰村南建起“中和煤矿股份公司”，从此，峰峰的文化意义与煤矿联系起来。1937年，石鼓可能隐隐自鸣，但时人不知，人们早已忘却了“鸣则兵交”的预兆，峰峰终被日军占领。但日本人在这里仍旧经营煤矿，成立“磁县炭矿株式会社”，扩大生产，改进设备。解放后，八路军接管煤矿，建成国营大型煤矿，峰峰村被四周的工人村包围，成为冀南最大的煤矿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峰峰矿务局成立，“峰峰”的文化符号已经与“矿”为指向了。

1950年6月1日，峰峰矿区成立时，以“峰峰矿务局”所在煤矿企业为主，结合彭城陶瓷、和村纺织工业来划定行政范围，故取名峰峰矿区。“峰峰”的符号意义，经由石鼓——鸣则兵交——峰峰——奉凤——峰峰，至此，又指向行政区划了，广义指峰峰矿区，狭义指峰峰镇和峰峰村。

时间回到当下，当我带着诸君“进入峰峰”文化之境的时候，峰峰作为广义的文化符号，其意义更加丰富了，比如，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如何形成的，滏阳河源在哪里，鼓山还有哪些神秘的故事，小车社工人为什么要罢工等等，如有兴趣，下期我带诸君探一探滏河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