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中，王守仁叙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之理这件事——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 某因自去 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这就是读书敢于质疑的例子，假如说，王阳明先生不敢去质疑朱熹先生对经典的诠释，就不会有后来的心学进一步发展，更别谈他自身的修养升华和生命超脱了。

 疑是思之始,学之端，程颐先生讲：“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先生则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张载先生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这些都是讲人要敢于质疑，敢于审问，敢于自我批判，敢于独立思考，唯有常保日新其德的精一精神，方得得生命的大升华。

  孔子还讲：“进取不忘其初。”什么是初？就是孟子讲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及老子的“含德之厚者，比如赤子”中的赤子状态，有着婴儿一般的心灵，对万事万物都能用一种像第一次见一样的心境去对待，常保好奇，这样就不会被历史成见所影响，就能看到，独立思考，审问到事物最新的一面，最真实的样子。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今译：

 先生接着说：“五经也只是史。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戒。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所以保存一些戒条而省去事情发展经过，以杜绝奸邪。”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亦是保存天理的原本面目。省略恶事的经过以杜绝奸邪，亦是为了将私欲抑制在即将萌芽的状态吗？”

先生答道：“圣人著经，确实含有这种意思。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爱听了，又问：“恶可以引以为戒，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然而，在《诗经》中为什么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种理解正确吗？”

先生说：“现存的《诗经》不再是孔子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婬。’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声 ，亡国之音也。’这就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不仅可以在拜祭天地和祖先时演奏，还可以在乡村郊庙中演奏，并且有助于陶冶性情，涵养德操，移风易俗，怎么会有‘郑风’和‘卫风’之类的诗呢？这种诗是助婬导奸呀！‘郑风’‘卫风’肯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世俗儒生为凑齐三百篇的数目而硬套上去的。而婬邪之辞，民间有许多人喜欢传播，现在街头巷尾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正是欲解释而又不能解释，反替邪恶而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