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的陆宗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等传统语言文字学。

  学习的第一天，陆宗达想象中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并没有出现，而是黄侃给了自己一本《说文解字》。陆宗达翻开一看，顿时傻了眼，整本书中竟然没有一个标点，这怎么看？正当陆宗达犯糊涂时，黄侃扔下一句话：“点上标点，点完见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周后，陆宗达将作业交给老师审阅。黄侃翻开那本《说文解字》，未置可否，而是吩咐陆宗达：“明天再买一本，点上标点，点完见我。”点完一本《说文解字》的标点，已经让陆宗达费力不少，如今老师还要折磨自己，陆宗达对黄侃的印象只有一个字：狠！但既然拜了师，就只能按照老师吩咐的去做。

  第三次见黄侃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面目全非的《说文解字》。黄侃依然是面无表情，冷冷说道：“再去买一本点上！”

  两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破的《说文解字》交给黄侃审阅，并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黄侃说：“事不过三，你已经点了三次，《说文解字》已然烂熟于心。以后，碰到文字方面的问题，不用翻看，也可以运用自如了。”这时黄侃又突然问陆宗达：“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有点狠？”陆宗达如实回答：“你是我见过的最狠的老师。”在陆宗达面前从未笑过的黄侃这时笑了：“你以后会明白的。”

  后来，陆宗达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在回忆自己当年跟随黄侃老师学习的那段经历时，陆宗达满是感激：“如果没有黄先生当年的狠，就没有我今日取得的小小成就。从他身上，我懂得了：狠，有时更是一种爱！”

  这个故事里面说到了一种学习方法，即是一个人下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之前，是要先下一个“博学”的功夫才行的，“博学”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修，是一个修行中不断细化，不断深入，不断提纯，提精的过程，没有这个“惟精”的过程，博学到最后，就回归不到“惟一”的点上。

   同时，作为博学者本身，从出发处时就该明白，博学不是为了知识，更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了达到“约礼”，即“约理”，“致良知”，“归天理”， 是惟精到唯一的一个过程，不明此理，博学再多也是徒然！正如《传习录》中所言——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无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又有——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chng）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大学》的开头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有人不假思索，按照朱熹先生的解读，喜欢把这里面的“在亲民”读成“在新民”，这显然是“博学”的功夫没有下到位，以至于缺乏审问，慎思，明辨的独立思考力，人云亦云，就跟很多人把“致知”错误理解成朱熹先生的“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的意思一样，到最后无法真正的把经典要义领悟出来，终其一生，穷极一生，努力一生，也不闻道，何其悲哉！

  为什么“在亲民”就是“在亲民”，而不是“在新民”，王阳明先生在这一章里说得甚是明澈——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今译——

 徐爱问：“《大学》首章的‘在亲民’，朱熹认为应作‘新民’，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象可作为他的凭证。先生认为应按旧本作‘亲民’，难道也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作新民’怎可作为‘在新民’的凭证呢？‘作’与‘亲’相对，但非作‘新’解。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都没有‘新’的意思。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些都含有‘亲’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近就是仁爱。百姓不能彼此亲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尽心竭力地推行伦理教化，籍此加深他们的感情。《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即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再如孔老夫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包涵了教化养育等意思，说‘新民’就失之于正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