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儿子，也是清代小说《三侠五义》里“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他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出了名的极仁慈的皇帝。

   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及时吐出食物来，还不忘对身旁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刚吃到沙子，这对于做饭的人来说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赵祯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和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遭遇到的不公平的祸害。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约束自己。谏言之臣包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包青天，屡屡犯颜直谏，甚至跟赵祯说话时其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上包拯讲话时飞过来的口水，一面还认真聆听包拯的谏言，虚心接受包拯的建议，竟丝毫没有怪罪过包拯。

 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生气地说：“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为你伯父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赵祯对读书人也很宽厚。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如今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国君终日里饮酒欢歌，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看了后，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嘉奖给他特别的功名才是。”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赵祯读了此诗后，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统治时期的大宋群星璀璨，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苏洵，包拯，柳永，张先，晏殊等大家，都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居上宽以待人的话，下属感恩戴德，就更愿意加倍地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这样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自然会把事情越办越好。

     除宽厚待人以外，孔子还讲到，在上为礼时，也要心怀敬意，否则的话，就得不到下属的尊重。还有，一个人喜怒哀乐也要发自真心，这样才能感动人。而如今电视新闻上很多官员在镜头前掉眼泪，抹眼泪，却一点都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是因为老百姓明眼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人是在演戏，是敷衍了事，其眼泪不是流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庄子杂篇·渔父》中，庄子就讲：“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对此，钱穆先生也说：“谓苟无其本，则无可以 观其所行之得、失。故居上不宽，则其 教令施为 不足观。为礼不敬，则其 威仪进退之节 不足观。临丧不哀，则其擗踊哭泣之数 不足观。”

  孔子一直都主张“德治”、“礼治”，而“德治”，“礼治”的前提是主政者自己需先在德和礼上下功夫，做出表率，进而产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效果。如果自身的德性不够，自然德不配位，必有殃灾；自身行礼时不敬，自然也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敬爱。

孔子说：“居上位，不能宽厚待人，宽以待下，行礼的时候不肃敬，临遭丧事，没有真切地流露出哀戚，对于这种人，我还能再把什么来看察他呢？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