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骈拇第八》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我把它换作一种易懂的语言来说，即是：

     所谓聪明之人，不是耳朵向外的听力比别人好，眼睛向外的视力比别人高，更也不是只一味妄求成为别人眼里高捧的那种于外界耳聪目明之人，真正的聪明之人是自己时时能听到并顺从自己的心声，自己时时能见到并顺从自己的本性。自身不能反观反闻反见反明自身，只知道希彼慕他，舍己效人，假学炫人，作伪心劳，处世好耍小心机，做事喜炫小技俩，这些末节之行都是最低级的小聪小明，不是真正的大聪明，因为真正的大聪明只有一个，那就是“自闻者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假如一个人不能时时向内闻于本心，保足本真，不能率其自性，那他无论是做一个重视名节的善伯夷，还是成为一个到处抢劫的恶盗跖，其本质都一样。好名，好利，——此两者之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存在谁高低，谁是谁非之别的，因为这两种人的行为皆属于失性的淫僻之行。

    对比中西方的寓言故事，有一点最明显，即西方寓言故事多是教人起机心，起防备心，耍小聪明，斗小智，逞小勇，而中国的寓言故事则多是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其信仰内核。这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西方的价值观是重分别，重定律，重工具，重外在约束，如法律法规，中国的价值观是重和合，重变通，重本真，重内在修养，如自身的德性。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一书中，季羡林先生有说道：
　

   “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我们坐的凳子来说，看看太和殿皇帝的宝座，四方光板，左不能靠，右不能靠，后又不能靠，坐久了会很不舒服。再看看西方人坐的凳子，中间一道略为隆起，两边稍凹，这样坐着会很舒服，但要换个姿势就会硌得难受。而我们太和殿的宝座，光板一块，虽然坐久了不舒服，但是用什么姿势坐都可以。
  
    从这件小事，可说明东方人的思维和西方人不一样。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400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的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是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庄子曾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
、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
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宋代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宋人顾逢在其《无心》之诗中有说道：“世态真堪笑，机深祸亦深。多谋还损己，有寿必无心。”《水浒传》中也讲：“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也就是说，好耍小智小术之人，即使他把小聪明小技俩耍得炉火纯青，最终他也是敌不过心诚量大之人的坦荡无藏的，这背后暗含的成理，孟子早用一个词作了高度概括，叫“仁者无敌”，老子则叫它：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大道至简，真正的聪明是其实用一个词去诠释便足矣，即：真诚。真诚才是极致的聪明，或是说，越真诚，自然即越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