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泊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第一次注意到他时，他即是上课坐不住，提醒了他好几次，没用，我便让他站起来听课。对老师的话，他像是没听见似的，硬坐着不起来，我拉他，他仍不起来，我有点动气了，“你想怎么样?”他终于回应了我，回应的方式竟是伸出他的一只小手来：“你打我手板吧！”我好气又好笑，只拿着戒尺在他手上晃了晃，终究是没落下去，只劝他下次不要这样，随即走开。
   我上课拿着戒尺也只是一种隐形的威慑，从没真正打过他们，这跟小时候爸爸从没打过我们（爸爸甚至连一句狠话都没对我们说过）是有关系的。鲁迅读私塾时，他先生的戒尺也很少用。曾有一个生活在书香世家的朋友，他说他父亲在屋里中堂也悬挂着一把大大的戒尺，尽管从没真正用过，但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已受到了某种隐形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错不能犯，什么样的言行是好的言行，什么样的红线是碰都不能碰的。
   昨天，梵泊午睡的时候，先前还是滚来滚去的，我偎在他床边跟他讲了几句赞美赏识他的话（其实也只是有些无心地告诉他，他读书本来是很不错的，只要上课稍微认真一点，就会比所有人都厉害）受到鼓励后，他很高兴，也跟我说：“老师，其实我只有几个字不认识。”紧接着他竟然站起来搂着我的脖子，悄向我道：“老师，我要跟你说一句悄悄话。”我惊喜，忙把头放低，贴近他，“好的，你说。”安静了几秒钟后，他轻轻的开口道：“老师，你让我读书时为什么那么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