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之后//《泉城晨话》//第246期

杨延斌

我认为最近发生的三个恶魔虐杀同伴的恶性事件，应该成为第五次全国严打的导火索。据我的亲身记忆，也是网上可查的事实证明，在过去41年中，分别于1983年、1996年、2001年、2010年，进行的四次全国性严打，每次全国严打之后，刑事犯罪率都会直线下降，社会治安会明显安稳几年。现在距离上次严打已经14年了，也正是新生代犯罪率呈现疯狂上升的时期，有必要再来一次全国严打。

前四次成功地进行的全国严打，导因都是因为未成年犯罪引起，究其因，都是家庭教育的失责，社会教育的失责，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失责。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以社会教育的失责为代价，这种发展就是实际上的倒退，这个社会就会生出一个个险恶的毒瘤，人民的社会生活指数就会大打折扣。

严打不仅仅针对校园霸凌和校外的少年团伙犯罪，也要把父母虐待孩子、老师侮辱欺凌学生、幼儿园虐待儿童、保姆虐待老人或孩子、养老院或敬老院虐待老人等等社会现象包括在严打之内，因为这些阴暗丑恶现象，破坏的是人性根基，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到了不从重从快严惩就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

还记得1983年前的唐山菜刀队吗？他们大白天敢于抢劫行凶、侮辱妇女、敢砍杀人民解放军、敢于堵截领导人车队索要买路钱，歹徒的恶行震怒了国家领导人，从那年的8月份开始，一场全国范围的严打行动就轰轰烈烈开始了，且势如一场雷霆万钧。但在7月，规模已经达到上千人的唐山菜刀队，首先在国家雷霆打击之下覆灭了，逮捕了600多人，枪决了50十多人，据说当时的唐山，到处都有鞭炮齐鸣欢庆菜刀队覆灭的庆祝场面。当时严打有个口号，我至今想起来觉得还有现实意义：“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既然是集中严打行动嘛，焦点就是对坏人的打击要从严从重从快，否则不足以体现“严打”的震慑性。

那场严打已经过去41年了，但想起那场让人民喜笑颜开的严打行动，心里还是有些激动、有些怀念。

1983年，我正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浩良河镇的化肥厂工作，虽然工厂在伊春地盘，但却归农场总局管辖，这就造成客观上的种种隔阂。自从兵团时期建厂以来，化肥厂的年轻人和地方小混混们的群仗就没少打。那年的春天，镇里来了几十个混混，非要冲进厂大门，说要收拾什么人，这下惹怒了厂里一大帮血性男儿，就连我这个躲着事走的人，也抄起铁棍捍卫工厂安全。那天冲出厂大门的年轻人，见到手里拿菜刀的混混，尤其看到领头的坏蛋，上去就是一顿棍棒。从那之后，梁子越结越深，一两个人去镇上就更危险了。

从一个小镇的混乱，就能映射出全国的形势。1980年之后，社会治安已经混乱到人人没有安全感的程度。火车站、火车上，公开抢劫或者被人捅刀子随时可能发生。就是那年的两会期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佳木斯治安堪忧的文章发在《中国法制报上》。仅仅浩良河那么一个小镇，就有地皮流氓敢大白天把看上眼的女人强行掳走去集体侮辱，可见当年的流氓阿飞多么肆无忌惮。

浩良河是个只有一万多口人的小镇，我们化肥厂距离火车站1.5公里，只有一条主干道。那个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谁谁晚上去火车站被劫道了，或者谁谁因为劫匪要钱不给被捅了几刀等等，弄得人心恐慌，轻易不敢出门，赶上家里来人，都得多叫上几个人去接站才踏实。那个时候别说晚上走路不安全，要是一两个人大白天去镇里的商店买东西，说不定就被小混混揍个鼻青脸肿。那年头，遭遇流氓你也没处说理去。

当时就全国而言不仅一片混乱，几乎各地都接连发生恶性惨案，比如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有8个社会青年，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最小的有2岁幼儿，最大有75岁老人，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尽管当年8月开始了严打，但只有两人被处以死刑，其余6个恶魔因不到法定死刑年龄，从轻判处几年有期徒刑。还有辽宁的二王事件，致使9死9伤。当时二王携枪潜逃，他俩都是神抢手，弄得人人心里胆颤会遭遇二王，直到1983年9月18日王宗玮被逮住，之后王宗芳在江西被击毙，人心才安定下来。

据说就是因为这几个案子和唐山菜刀队的疯狂，还有当年上半年全国接二连三发生了数起重大恶性命案，才导致中央下决心，在全国开展为期3年零5个月的严打行动。据资料记载，仅1983年就侦破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仅1983年严打，被判死刑的就有2.4万人。

1996年、2001年、2010年严打的侧重虽有不同，社会治安环境都显著好转。

当年死刑都游街示众。校园门口，公共单位门口，都贴出法院布告。那些打着红叉的布告对坏人还是有震慑作用，遗憾的是多年不见了。

2024年3月21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