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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冯德英先生

杨延斌

    2022年1月17日晚上，惊闻86岁的著名老作家冯德英先生在青岛病逝。我虽然与冯先生从未谋面，但他的 《苦菜花》却把我引向业余创作之路。打通青岛老干办郭处长电话，一是表明想为冯先生敬献一个花圈，二是想找到冯先生的家人，把我获得读书征文一等奖的《捡来的<</span>苦菜花>》一文转给他们以示怀念。郭处长说：“冯先生有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治丧活动。他的遗体当天就火化了。我给你冯先生小儿子的电话吧，你把文章转给他就行。”

    联系上冯先生小儿子张雄后，我们聊了几句，他简单介绍冯先生说：“我父亲从去年就不会客啦，他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世人。”他看了文章回复说：“杨叔叔，谢谢您。我会珍藏你的文章并转告我母亲。”一个我不认不  识的著名作家，却与我的一生密切相关。因为50年前偶然在垃圾堆捡到他的一部《苦菜花》，受到启发鼓励，由一个原本大字不识几筐的半文盲，通过自学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一本书能对我如此重要，当听到这部书的作家逝世的消息，心情自然是沉重复杂的。现附上《捡来的<</span>苦菜花>》一文，略表对冯德英先生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2022年1月18日于济南

附捡来的《苦菜花》

    1970年我十四岁，当时在北大荒，几乎每天上学前后，都要挎着篮子去捡煤核。一天早晨，我在垃圾堆发现一本旧得发黄的书，捡起来一看，已经没有封面，扉页上写着《苦菜花》几个大字，下边小字写着冯德英著。这之前我从未看过那么厚的书，也不知道《苦菜花》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我正要把《苦菜花》扔进篮子时，从宿舍走出一个披着黄棉袄端着洗脸盆倒水的女知青。她一看我捡起了那本《苦菜花》，便有些神兮兮地凑近我好心地说：“小弟弟呀，你拿的那本书可是大毒草啊，那个看这本书的人被批斗好几次了，昨天又被押走了，说是要拉到各单位轮流批斗呢。你快把书扔掉吧，免得惹事儿！”听口音她是上海人。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随口冒出一句话说：“大姐姐，我不是看，是拿回去点炉子，擦屁股！”女知青听我这么说，轻轻地拍一下我的头，转身走回宿舍。

    愣神的我听不懂女知青说的“大毒草”是啥意思，但知道是挺害人的东西。我越是害怕，就越不想丢掉《苦菜花》，便灵机一动，把那本书掖在裤腰带下藏起来。

    一听说《苦菜花》是“大毒草”，回家后就把书藏在仓房一个装着黄豆的麻袋里，且深深埋在豆子下。自那天开始，我心里就像钻进一只小兔子，晚上睡着前想的是《苦菜花》，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也是《苦菜花》。我害怕并且想不明白，一本书咋会是“大毒草”呢？我三天两头钻进仓房，把手插进麻袋的豆子里，只要摸到书还在，心里才安稳踏实。

    夏秋正是割猪食菜的好时候。我想地里的苞米高粱都一人多高了，藏在地里看“大毒草”保准没人发现。星期天或放学后，我便拿起镰刀，把《苦菜花》卷在麻袋里钻进高粱地，把麻袋往地垄沟一铺，一躺就是大半天。

    第一次胆颤心惊地翻开《苦菜花》，我就被那本“大毒草”深深“毒化”了。虽然书上的字还认不全，但我能看懂书里的情节。我明白，《苦菜花》就是讲述农家百姓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鬼子汉奸斗争的故事。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深深吸引住我，但我就是看不出哪章哪页藏着“大毒草”。我像着了魔，一放学就往高粱地钻。

    姐姐见我天天放学出去那么长时间，直到天黑才回家，拿回的猪食菜又不多，就不放心地问我：“走那么长时间能割两麻袋猪食菜，你咋只割半麻袋呢？兄弟，你在外边可不能学坏呀！”

    我为了让姐姐放心，悄悄说出在看《苦菜花》的秘密：“姐姐，放心吧，我不会学坏。我和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在看这本《苦菜花》。我看别人净胡说，啥叫大毒草啊，这本书可好看啦，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原来把故事写出来就叫小说啊。姐姐你信不信，以后我也能当作家。我心里有挺多好故事，也能写出小说来。”

    姐姐一听，立时眼圈儿就红了，她高兴地说：“弟弟能有志气就好啊！家里人多眼杂，挤挤巴巴也没地方让你看书。你可别贪黑，地里可真有狼!”

    我感觉常钻进同一块高粱地看《苦菜花》不放心，怕被人发现，就想到高传宝说的那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天下午放学，我便钻进一条公路之隔的另一片苞米地。可能是为防备有人偷掰苞米，那块地日夜有知青看护。也许是看书心切，我钻进苞米地前，没顾得观察有没有人发现。万没想到，我正被《苦菜花》中的感人情节紧紧吸引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大呼小叫大抓贼，我听出有北京口音，也有天津话和上海腔。我猛然想到，一定是我拿着麻袋进地，引起偷苞米的嫌疑。

  “盗贼你跑不了啦，赶快老老实实走出来吧，不出来我们就开枪啦。”一声接一声拉枪栓的声响，听着挺瘆人。我没偷苞米，心里倒不怕。但我怕被他们发现那本《苦菜花》，那样也会挨整，少不了先挨一顿揍再被押送学校遭批示众。那个时候被人抓住看“大毒草”可是挺大的罪过。

    我听那些人嚷嚷着要进苞米地捉贼，同时判断他们还远在几十米外，便慌慌张张顺着地垄沟向北一阵猛跑。北大荒的地垄有一两千米长，待我钻出地头时，天色已经黑下来。地头是一片坟茔地，幸好我心里老想着书里的英雄们，便壮起胆子躲在蒿草中静观动静。

    “手电筒拿来了，道边上每隔十米站一个人，别让偷苞米的贼跑啦！那个贼是不敢往东边跑的，除非他想喂狼！”天越来越黑，捉贼的人在增多，而往大东边跑确实是野狼出没的地方，我是没有胆子去招惹狼的，而且一听有狼就吓得腿发软。

    我正想绕出坟茔地时，猛然一抬头，发现不远处有两道绿光在闪动。我以为是真碰到狼了，吓得浑身直发抖，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再一细看几道绿光离地的高度，感觉又不像狼。我就壮着胆子轮起镰刀，把蒿草打出一阵“哗啦哗啦”响声。只听一声声惊恐的怪叫后，绿光闪动几下不见了踪影。

    我不经意搅扰了两只野狐狸的安宁，自己也吓出水洗似的一身冷汗。

    本以为穿过坟茔地绕着能回家，但往前走了几步，又扑通一声掉进没膝深的水坑里。那是埋死人时挖出的坑，正逢雨季，坑里积满齐腰深的雨水。

    回到家天色已经大黑，我见姐姐正在抹眼泪。姐姐一看我浑身被泥水湿透，便狠狠地说：“我还以为狼把你吃了呢，心都揪到嗓子眼啦！你咋回来这么晚呢？”

    我顾不得理会生气的姐姐，赶紧把猪食菜倒在屋地，急忙找出那本《苦菜花》一看，书已经被泥水浸泡透了，一抓成了纸浆。让我着迷的《苦菜花》就这么废了，结尾还没看呢。我心疼地哭了好一阵子。

    自从五十多年前看到冯德英的《苦菜花》，就有了当作家的梦。我只是一个所谓的初中生，常戏称自己学历不超过一千天，要想成为作家何其难啊！但我信奉“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做。”也自信“有梦想才有希望”。从二十岁开始，我便走上自学之路。

    我知道自己文化底子太差，写封信都错字连篇。但我喜欢龟兔赛跑的故事，决心做一只永不歇息的龟，坚忍不拔，默默前行。万幸的是，我汉语拼音掌握得好，给自学带来有利条件。我花一块钱买本《新华字典》，准备一本方格稿纸，开始一页一页翻字典，把不认识的字，难认难解的字抄在稿纸上，注明页码，拼音，字意，半年时间，抄了几十页稿纸。

    三十岁前我是锅炉工，班上有两个小时可由副司炉操作。别人休息，我就背字，写字。平时还在兜里装个小本子，看到不认不解的字词记下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直到背熟牢记在脑子里。上班前抄几首唐诗宋词装兜里，便于上班路上背诵。背过字典，又如法炮制翻成语词典，每天抄二十个成语，班上闲暇背诵，练习造句。有时也有累或烦以致泄气的时候，但一想到看《苦菜花》后的作家梦，想到那本泡烂的《苦菜花》，我就精神振奋，信心十足。

    我从1976年至1986年整整自学十年。期间娶妻生子，工作也要强，技术好，同样八小时，我能节省八吨煤，几乎年年是先进生产者。也是摊上个好妻子，我只管自学，家务事她一人干。我不会任何娱乐活动，只一门心思要成为作家，边自学边练笔，直到三十岁那年终于发表作品。而且起点很高，处女作散文《四块石游记》在《黑龙江日报》获奖，第二篇作品《魂归》获《北大荒文学》杂志特别奖。1989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获黑龙江省征文唯一第一名，荣幸地从当时的省委书记孙维本手里接过奖杯证书。同期发表的散文《师情》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多次被《工人日报》驻黑龙江记者站在通讯员培训班上，当做自学范例朗读推广。

    我二十岁起步自学时，心里就有种暗示，三十岁之前一定成为作家。结果真就天随人愿，三十岁那年应了那句而立之说，成为北大荒作家，十年苦学终结善果。一路走来，我幸得《苦菜花》启蒙鼓舞。不曾想，一本捡来的《苦菜花》和不认识的冯德英，却把我引上了作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