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儿时中秋夜

杨延斌

我的儿时，正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的国家穷，集体穷，家里更穷。我和当时多数孩子一样，似乎三百六十五天，都盼着过年过节。说到底，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满肚子糠菜，缺米缺油，少面少肉，人人嘴馋。期盼过年过节，就是为能痛痛快快地解解馋。1968年秋天，仅仅是为填饱肚子，我投亲到北大荒查哈阳农场的稻花香。这里有米有面亦有肉，我感觉到，好像一下子扎进北大荒的福堆里。到了北大荒没几天，就赶上过八月十五。姐姐家人口多，每人分到两块月饼。不怕各位见笑，在我十二岁前的记忆里，还没吃过整个月饼。在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八月十五晚上，我耳听四娘说着“月饼馅里藏纸条，相约举刀杀鞑虏”的故事，幸福地眼看着别人一口口嚼着月饼，虽然嘴角的哈喇子直流，可就是舍不得咬一口圆圆的月饼。我把两块月饼放在枕边，让月饼的甜香味儿一阵阵往鼻腔里钻。在我的心理，感觉两块月饼是那么的如获至宝，不可多得。

在十五的圆月下吃月饼，曾经是我儿时难以实现的梦想。我的老家是山东省平原县张士府乡水务街（现属王凤楼镇）。所以不忘儿时过中秋的情景，是因为那时老家过中秋的方式很特别。水务街分南北两街。南街是牟姓，北街是杨姓。每年只要一进入旧历八月，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就一天天地盼一夜夜地想。到了半圆的月亮悬挂在天上，大概就到了初十左右，我们北街的孩子们，天天等不到星星出来，就一窝蜂似地跑到生产队的牲口棚前，在几棵大枣树下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互相猜测幻想着到了十五晚上，生产队能给我们发什么好吃的东西。往年的中秋，生产队都会在队部大院，用长长的木板搭设两条几十米长的桌子和凳子，摆出十几样从平原县城买的月饼.点心.糖果和地瓜烧酒。从地窨子里抱出一个个三四十斤重的大西瓜。那切西瓜的刀有半米多长，在月亮的映照下闪着亮光。切西瓜绝对是个技术活儿，一般人是不敢操刀的。说技术，是说操刀者得是个心中有准儿的人。试想，要把十几个西瓜切给百十口人吃，若把片儿切厚了会不够分，要是切得太薄了，切出的瓜片儿会立不住，而且，起沙的西瓜是很不好切成薄片儿的。每逢八月十五月亮刚刚升起时，全体杨姓人，早早就按辈分面对面坐成四长溜，一个个眼巴巴地盯着摆在眼前的一堆好吃的。水务街杨姓人家，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年年都这么集体欢度中秋夜。

最后一次集体过中秋夜是1966年。那年我十岁。因为那最后一次杨姓共度中秋夜，已经与往年有了不同的气氛。历年集体过中秋，重头戏不是吃也不是喝，而先是练武的凑到一起，切磋拳脚，或是耍耍枪刀。唱戏的也会亮开嗓门儿，唱几句我当时还听不懂的吕剧或是京剧。热热闹闹折腾一阵后，就是按照辈分，三五成群的给祖宗跪拜磕头。在生产队办公室的房山墙上，挂着一块拼接而成和墙一样大小的白布。在白布上，从上到下成排有序地记载着各家的辈份延革，能很清楚地看明白上至五代血缘亲人，命丧于何年享年几何。在这种集体祭奠跪拜祖宗的仪式下，全体杨姓人一下子有了一家亲的氛围，大伙儿有一种手拉手心贴心的认知感。可就在1966年这一年的中秋夜，夜空还是那么晴，月还是那么朗，我们这些孩子们，依旧吃着甜甜的西瓜，咀嚼着舍不得大口咬的月饼。但是，大人们却给我们造成了当时无法理解的恐慌和畏惧。他们好象分成两派，在相互无情地撕打叫骂。争斗始于认祖祭宗。一派坚持认为拜祖磕头是一种美德，另一派认为此举是封建迷信应该砸烂。争斗中，有人从墙上扯下祖谱，撕碎了，点着火烧了。酒席间的吵闹声，叫骂声，砸桌子摔凳子声，酒瓶子砸碗的破碎声······折腾到月高星稀时，大伙儿都把愤懑和疲倦带回了家。杨姓人家从此人人面合心不合，几近分崩离析。这么一个美好而聚拢人心的事儿，让人们年年念想时时期盼的亲情大聚会，却在一夜间，被时代的巨手撕得粉碎。一个本该年年美好团圆的中秋夜，却从此变得月冷人稀空悲凉。那无价之宝般能凝聚同姓人心的族谱，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