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邓友梅

杨延斌

    以老作家邓友梅在中国文学界的名气和地位，他曾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毕竟只是一个省级作家，可能很难见到他老人家的面儿。很幸运的是，我和老人家是一袋烟距离的山东平原老乡，和他女儿又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有这层近水楼台般关系，我就有了些许“得月”的便利。

    2019年7月1日，我本打算从济南乘坐高铁，早早赶到北京邓友梅老师家。尽管进京高铁的车次密度十分二十分甚至相隔几分钟就一趟，但还是感觉到车少人多。我还是起大早赶了个晚集，只买到中午十一点半的车票。一小时四十分钟到北京南站，再乘地铁半小时到雍和宫地铁站，赶到邓老家已近午后两点。我很担心，这个点儿应是老爷子午休时间，便想跟着他女儿悄没声地走进客厅。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这样想是多虑了。邓老爷子正精精神神地坐在客厅。

  “邓伯伯您好！看着您的身板儿这么硬朗，我真高兴！”在和老爷子握手瞬间，我便感觉到老人家的手仍然挺有劲儿。看老爷子这精神头儿，这手劲儿，哪像个年届九十的老人家？这很出乎我进门前的预料。眼见老爷子这么健康，我也就甩掉了原本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心理负担。心里没有了这层羁绊，我索性就敞开了心灵的门窗。邓老爷子和他女儿，话聊的兴致也似正浓。轻松的话语，欢快的笑声，默契地调控着客厅气氛，使我感觉到舒舒服服，亲亲切切。

    我与邓友梅老前辈相识于一九九三年春天。当时老人家刚刚越过花甲之年，我那时还是个头发乌黑的文学青年。而今我也六十多岁了，这是我二十六年中第五次拜访老人家。今天，尽管我是登门拜访名震文坛的大作家，但因为是老熟人，且又有他女儿兜着面子，气氛自然轻松欢快。这样，我就省却了些许不自然。

    邓友梅老师是著名文学大家，出生于1931年，已经是一个八十八岁耄耋高龄的老人，按照一般常规，体态呈现出一点儿老态也很自然。幸喜的是，邓老前辈出现在我面前的体态，超越常人常规：看看，老人家行走轻便自如，步态也无趔趄，身板儿挺拔，举止言谈没有一点儿犹犹豫豫的迟钝间歇，要站起来或坐下去，动作很自然连贯，没有一点儿吃力或勉强的迹象。即便是和我说话，亦或听我和他女儿聊天儿，也是坐在逍遥椅上悠闲自得，轻轻松松像坐在悠车上。重要的是，老人家耳聪眼亮手脚动作利落协调，握笔写字的手不抖不颤。我以为，把精神矍铄这个成语用在邓老爷子身上，很是恰当贴切。至于说头发已经稀疏且白了，脸上有了几道沟沟坎坎的人生标记，我想，岁月也就是仗着有这么点儿消磨人的功夫。况且，岁月这家伙是个谁也招惹不起的主儿。

    我登门拜访大作家邓友梅，自然也有拜访的目的：我想出版散文集，正好也有刚刚脱稿的长篇小说，想请邓老爷子为我的作品写篇序。

    很难得和大作家面对面坐在一起聊天，话题自然就会聊到写作。我的散文，邓老是看过几篇的。至于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神龟河畔》，我只能以梗概的方式，粗略地叙述给老爷子听听罢了。从老作家富于变幻的表情看得出，我叙述的作品情节，是很让他老人家动心的。因为，老人家在听着我讲述的过程中，不断下意识地频频点头。眼看着面前的大作家因为听我的讲述而动容，心里感觉到好生舒坦踏实，且也很激动。“请问邓伯伯，您在创作《我们的军长》.《那五》.《烟壶》时，有写作提纲吗？”说到创作过程，我猛然想起前几次来拜访老人家时，想请教而顾不得的这个问题。

    提起几部成名之作，邓友梅老人的两眼，闪现出炯炯的光亮。很显然，他的思绪，在瞬间回闪到当年的激情创作境况之中。“那么，你那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有写作提纲吗？”没想到邓老前辈会这样反问我。

  “邓伯伯呀，这事儿我得实话实说。因为也有人这样问过我。我真的没有写作提纲。感觉写到哪里，下一步的情节就会自己蹦出来一样。不知我这样说，您是否认为我幼稚可笑？”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是挺纠结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曾经认为，写大部头的作品，也会像秘书为领导写报告或如学者写论文一样，必须先吹吹路子，然后再列出一个完整的写作提纲。我琢磨着，大概就像盖楼房要先有个设计图纸一样。

    老爷子一听我说没有写作提纲，便开心地笑着说：“没有提纲就对啦嘛！若按照提纲写作，那是在硬挤故事。没有提纲的写作，故事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写到哪里，都是故事情节的自然表现和流露。“听老前辈这样一说，我也认为写作就像走路，到哪里直行哪里拐弯儿，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故事达不到喷薄欲出的程度，也写不出让别人感动的作品。自己都不感动，咋会感动别人呢？所以呀，只要是沉淀了许久的好故事，写到哪儿都会路路通。

    好像没有提纲的写作之说，联通了我们之间的心灵。老爷子话题一转说：“那我就为你写几句鼓励的话吧，也算不得是书序。”

 “好吧老爸，那您说，我给您打字还快些！”说话间，他女儿就坐到了电脑桌前。

    以下《我的几句话》的四百字短文，是几近八十八岁的老作家，就像随意在和我唠嗑一样，自然而流畅地随口说出来。我以为，这是邓友梅先生情感的自然流露。现转录如下。副标题“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他女儿所加。

《我的几句话》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

    今天，多年不见的小老乡杨延斌来到我家。他给我讲了这些年的业余创作经历，并告诉我他已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和山东作家协会。希望我给他的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写序。

    小杨和我同是山东德州平原县人。我是邓庄村，他是水务街村，我们两村东西相 距两公里。我认识他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文学青年比比皆是，来找我的年轻人也很多。坦白地说，小杨不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但能坚持到今天还在走文学这条路的，他却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从当工人到下海经商，一路走得很艰辛，但从未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直勤学苦练，笔耕不辍，用大众的语言，写身边的故事，创作了不少受人欢迎的作品，有几篇作品还获了奖。这是源于他为人做事的实在，锲而不舍的坚持和追求。这样的人值得支持和称赞，写出的作品也值得一读。我年事已高，不便多看多说多写，草草写几句话，算作对延斌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延斌更加勤奋地笔耕，不断写出更好的作品。

    他女儿打完《我的几句话》后，印出来一张，双手呈送到老爷子面前，语调儿似有调侃地说：“请大作家老爸审查审查吧！”

    老爷子把稿子接到手，认真地看了看后，走到写字台前，从笔筒里找出一支笔在一张纸上划拉几下，确定那支笔下水后，便认真签上名字和年月日，然后拿起稿子递给我说：“延斌，我就写这几句话吧。你先看看。”

 “谢谢邓伯伯！我已经感到很荣幸啦!谢谢前辈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当着老爷子的面儿，把《我的几句话》对折起来，夹进随身带着的邢庆杰《一九八七年的情诗》那本书里。我下意识地扫一眼时间，意识到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打扰老人家两个多小时，认为不该继续打扰，便有些歉意地说：“谢谢您邓伯伯，很抱歉打扰您这么长时间。我也该走了，以后再来看您！您也该休息一下了！”

“没关系，我不累不累。大热的天儿，再多坐会儿嘛。你们得把切开的西瓜吃掉啊！”老爷子边说边打着手势，示意他女儿让我坐下来吃西瓜。老人家同时也叉起一块西瓜填进口中，似是着意引领我们吃西瓜。

    他女儿看我还站着，便催促说：“坐吧坐吧，既然老爷子这么挽留你，你就多坐一会儿嘛。快请坐，我们就再聊会儿！”

    我意识到，既然主人切开了西瓜，不吃几口是不礼貌的。于是，我的手口便一同忙活，奔着一盘西瓜使劲儿。

时间真是飞快呀，已近下午六点。打扰老人家四个多小时，即便邓友梅老师仍不显倦意，并且依然诚意挽留，我也必须留下祝愿后告别老人家，带着感动和思念踏上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