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八目”的治国、平天下（上）

施百忍

大家知道，孝、悌、慈是治国很重要的一个理念，这与古代的“家”有一定的关系。从古典到现代，虽然家从“大”变成“小”，但它的精神始终不变。然而，从家到国再到天下，所涉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就需要我们具有相应的视界，否则只是狭小。有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效果也不一样，这是气场不同。或许，读书的快乐就在于将文本的描述转化为自身生命的气场。有时，我们自以为很认真很努力，其实只是误读，就是陷入了思想的困境。打个比方，思想从一个点开始，推进这个点，形成一条线。此时，若还有另一条线，则构成一个面，但也容易片面。若再加入第三条线，则构成一个空间，即如下面讲的“絜矩之道”。照理说，这一思维模式呈现了立体结构，已经很圆融了，但到了庄子的时候，却回到了原初的无思维。我的理解是，我们既不能以我们的理解来看古人的论述，又要在看古人的论述时形成我们的理解。

如何找到入思的点，庄子说鲲化成鹏，鹏徙于南海，击水三千里，乘着飓风盘旋直上九万里。鹏离开北海时，飞了六个月到达南海歇息。鹏在迁徙时，与其它生物一样呼吸吞吐。然而，鹏在九万里的高空看天的颜色，与我们从地上看到的天的颜色一样吗？鹏在我们看到的无有边际的天上又看到了什么呢？我以为，当我们在格物致知时，好比南海之鲲，需是不断沉潜，知至之后，更需诚意正心，从鲲变成鹏——修身。而后，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断飞升中，生命流美的气韵自然流露。其实，鹏从上往下看，与我们从下往上看，看到的天一样是苍苍无际。因此，从现实的眼光看虽有高势位或低势位的区别，但《大学》的目标在培养我们从内心看：在修身时看到平天下，在平天下时看到修身，这是“士气”。

无疑，天下比国家更进了一步。处在天下的层面，人己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大学》以为，须从治国入手。其实，从修身、齐家、治国到平天下，是以生命的本然为模型，并以身、家、国、天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生命的本然，《大学》以为在诚意、正心。其中，贯穿了“七证”的心法。这使我们从不同的层面上得以开阔胸襟，磊磊落落地体察大学之道。

第一节  絜矩之道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xié）矩之道也。所恶（wù）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wù）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lù）矣。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这是说平天下要先治国，治国的重点在兴孝、兴悌、恤孤。这就将前面“孝、悌、慈”的静态理念发展为一个实践的过程。老老，第一个“老”作动词，敬老、养老之意；第二个“老”作名词，指老年人。长长，类于“老老”，第一个“长”作动词，敬重之意；第二个“长”，指长上。意思是说，在上者敬爱老人，百姓就兴起孝顺之风；在上者敬重长上，百姓就兴起敬长之风。乃至于：在上者“恤孤”，也就是慰抚、救济孤弱的人，百姓就不会有背叛之心，这是仁爱。倍，古同“背”，背弃，背叛。老人、长上、孤儿属于弱势群体，在上者能够敬爱帮助他们，可谓谦卑。相反，在上者看下面，或许看不见，或许看见了又无同情之心，这在表面上似无障碍，但生命的本然若非遮蔽，也已处于停滞当中了。可见，兴孝、兴悌、恤孤是种实证体认。其中，“诚意”的重要自不待言。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君子才有了“絜矩之道”。絜，度量。矩，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絜矩之道，就是同情理解或理解同情的基本立场。若非如此，我们将因许多个人的主观看法而走上另一条路。那么，什么是絜矩之道呢？

《大学》明确指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里，指出上下、前后、左右几种关系。显然，这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直角坐标。如果我们以《中庸》治国“九经”来看这个坐标，“修身”则是这个坐标的原点。另外，上下关系的有：敬大臣、体群臣。前后关系的有：亲亲、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左右关系的有：尊贤、怀诸侯。当然，这只是一个思维的框架，现实更复杂，变化也更快。复杂与变化，考验着思想的敏锐，但再敏锐的、再前瞻性的思想，也要有基本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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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庸》观点，处理好以上三层关系，国家才能和平。如上与下的关系：礼敬大臣，遇事就不会迷惑；体念群臣，则基层官员就有工作积极性。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领导团队。又如，君主与亲人、百姓、百工、远人（商人）的关系，主要为引领，因此是一种前后关系。这样，关爱亲人，叔伯兄弟就没有怨情；视民如子，百姓就充满积极的力量；劝勉百工，钱财物资就充足；善待远方来的客商，四方的客商就来云集。再如左与右的关系：尊重贤者，道理就不迷惑；交好诸侯，就能在天下树立威信。简单地说，在上者对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都能“摆平”，就叫絜矩之道。

“摆平”有二义：一、指处事不偏向；二、击败、惩处。显然，无论《大学》或《中庸》，所指均为第一义，即处事不偏向的中道。再则，无论是孝悌、恤孤，还是治国“九经”的动词：“敬、体、尊、亲、子、来、柔、怀”，都辐凑向“修”的中心。修什么呢？《大学》所指在诚意、正心，《中庸》所言在智、仁、勇三达德。如果我们顺着中心往外看，“絜矩之道”告诉我们的是：居中的人内以修身治国，外以友邻交邦，所走的路子为王道之政。若居中的人主张以击败、惩处调控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虽然也能因其个性强烈、武力威猛而侵略吞并他者，但这是霸道之政。王、霸之别，全在诚之与否。

这样看来，王道最好，霸道最坏。但王道虽好，却最难。其中，不在于武力吓人，而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能否修身为本。当王道遇上霸道时，即使修身如孟子也会发出感慨：“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这对于还可以通过“无言”来示教的孔子时代[2]，孟子时代的社会风气似乎往下滑了一截。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辩论有让事情更加透明的可能，但论辩双方要有向善的前提。否则，论辩要么沦为恶俗争吵，要么成为勾心斗角，这都是缺乏诚意所致。吊诡的是，话说得越多，道理讲得越白，事情的转机越是渺茫。或纵横捭阖，或狡诈欺骗，终于，因不能“明明德”而斗争、战争。

接着，文中再次引用《诗经》的句子以旁证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这句诗出自《诗·小雅·南山有台》的第三节。诗的前两节说在上者是国家的基石和荣光，随后赞颂君子的快乐，是因为爱民如父母。后面两节，主要为祝寿辞。这是正说。《大学》引用这句诗，是想说明“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至少提醒了在上者如何在拥有社会地位与公共资源的同时，努力于实践与平民之间的平等。尽管，不齐乃物之情，但在上者存心如此，事情就有了好转的动因。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是《诗·小雅·节南山》的句子。这是一首讽刺周朝执政大臣尹氏为政不平，用人不察，裙带是亲，导致国家危殆的诗。这句诗的大意是：终南山，最峻险，乱石堆积人难攀。尹氏太师势显赫，人民都在把你看[3]。这是反证。《大学》引用这句诗，是想提醒“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辟，僻，言行偏颇。僇，戮，杀戮。意思是说有国的人不可不谨慎，言行走偏，就会被天下人所弃。

综合上所述，要旨在指出在上者须具一颗理解同情的心：孝悌、恤孤，继之以“絜矩之道”：治国、平天下。然“治”非整人，“平”非铲平，而是以廓大胸襟，至诚之意，仁爱之心实践王道之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若非以“修身”为本，小则心性遮蔽，大则霸道战争。可以说，转运之机，不在争辩斗胜，而在人人得一平安的心。

第二节 德本财末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有国者在什么地方需谨慎？《大学》接着引《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这是说“殷商未失民众时，行为也能配上帝。殷商兴亡应借鉴，永保天命不容易！[4]”这个提醒，在“诚意”章的“作新民”早已论及。这个地方再次提醒，可见越基本的、越常识的，越容易被人忽略。但这里已经从“作新民”上升到“平天下”。试想，如果不能改变自己，天下又如何能平呢？必须注意的是，《大学》通过诚意、正心的修为，培养了人的情感，扩大了人的心胸，而有了“天下”的观念。儒家讲“天下为公”，公，是生命的通透，是超越了个体而与每个生命相关。例如，白居易《琵琶行》写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和不幸经历后，接着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就超越了个体而与每个生命相关。虽然，这是文学上的通，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学》在“絜矩之道”后再言历史的用意。

有鉴于史，《大学》总结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历史经验。此时，平民与国家是平等的关系，然平等的前提，是以道化成天下。如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用张良、陈平之计，在进兵追项羽之时，又使韩信、彭越为其所用，然后再经过一番部署，刘邦终于联合各诸侯把项羽围于垓下。十面埋伏与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的军心，使项羽误判汉军尽得楚地，全军溃败，被汉军斩首八万，而项羽亦自刎乌江。然刘邦以礼法葬项羽。一切收拾完毕，回军定陶，刘邦骑马入韩信军中，夺其军。之后，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为皇帝。刘邦三让而受，分封天下，都洛阳。另杀叛将王驩（huān）。有一次，刘邦与诸将论得天下之理，坦言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5]”楚汉相争，为秦末继陈涉、吴广起义之后的二雄对决。是马上夺天下，非马下治天下。刘邦虽非以大道而以计谋得众，但就刘项二人的品质而论，韩信却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刘邦虽不善带兵，却善于御将。项羽表面上虽勇悍仁强，实际上却兼有多重缺点，如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这主要是项羽身在王位，却不懂得任属贤将、封爵功臣。因此，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所以看似强大，实际将很快衰弱[6]。

接着，由道及德，推出君子首先要谨慎于德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也就是说，只有德行才能容众，才能获得正义的支持。“得众”的背后，是“有德”。“德”虽然“有”，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明明德”呢？应当说，有形的土地和钱财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若一个社会过于注重钱财和土地，功利主义就会像一把锋刃杀人于无形。

如汉朝的飞将军李广，讷口少言，富有儒家木讷的品质。一生爱好，只有射箭。自结发就和匈奴作战，大小也有七十余次，六十余岁时，仍力请追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但因军队没有向导，迷了路，耽误了和大将军会合的军期，不堪与有术无情的刀笔之吏对簿，再经历一次“当死，赎为庶人”的屈辱，遂引刀自刭。李广死后，手下将士们全都哭了，百姓闻之，无论认识的不认识的，年老的年轻的，一律为他流泪。最后，司马迁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赞颂李广人格的伟大[7]。显然，李广之死，与武帝一朝的穷兵黩武相关。这当中，在上者以其罕有的霸气推行竞争垄断，战争吞并而风光。但居下者如李将军李广，虽质朴得像个乡巴佬且又不善于表达的正直人，却因质胜于文的内因与功利主义造成的不平等而沦为霸道的牺牲品。因此，有德、有人、有土、有财国才能治，若置换“有德”成“有武”，则有人、有土、有财就成了武力侵略或征服奴役了，这将令人心存不平，社会不稳定，战争成常态，生灵涂炭，夫复何堪？

进一步看，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是相当宝贵的，如何不重蹈覆辙地尊重每一个生命？需谦下正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问题，更需看到“外本内末，争民施夺”的恶果。为何在治国阶段却不断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呢？可见一贤难求。若回顾前说，便知一名学子在经历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修习后，也就建立起“必使无讼”、“心不在焉”、“知恶知美”、“宜其家人”的人文关怀。这样，在治国的关键点上他才有扎实的基础去实行“絜矩之道”，去遵循“德本财末”。否则，将因忽略根本重视末节，使百姓陷入争相施夺的梦魇。

因此之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是说在上者贪得无厌，把百姓既有利益占为己有，百姓就背离散去。相反，在上者好善乐施，厚往薄来，不与民争产，百姓就拥护他。“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所以说，言论以违背道义的方式说出去，也会以违背道义的方式传回来。例如，孟子欣赏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但更欣赏“禹闻善言，则拜”。大舜则更进一步，由于大舜的虚心，而使他能够将别人的智慧变成自己的行动，最终是通过善行来分享别人的善言[8]。“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说货物以违背道义的手段得到，也会因违背道义而失去。这从历史与现实中因腐败而受惩的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

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是《书·康诰》中的一句话：“惟命不于常。”天命只会赋予遵循它的人，而不会固定照顾某个人。“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行善就获得，不行善就失去。另外，楚国的史册《楚书》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是说楚国把善人（贤人）看成宝中之宝。舅犯，晋文公的母舅狐偃，字子犯。骊姬乱晋时随重耳流亡在外，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回国继位为文公。他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珍宝，仁义亲情才是珍宝。”这三句引文，是很厚重的史实，旨在阐明“德本财末”的观点。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2]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3] 向熹译注《诗经译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3月第282页。

[4] 向熹译注《诗经译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3月第384页。

[5] 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6] 见《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7] 参见《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8] 参见《孟子·公孙丑上》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