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刻铜墨盒

张明福

墨盒是中国传统文房用品之一，产生时代目前还未有定论。但值得肯定的是，清朝末年出现的刻铜墨盒，不仅具有方便快捷的使用功能，而且因其载有诗书画印等内容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深受当时文人墨客的青睐。民国初期，刻铜墨盒已成为文人雅士之间互赠的礼品，成为政府机构、军队、学校奖励职员、军人、学生的奖品。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硬笔的出现与普及，毛笔以及与之有关的墨盒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近些年来，随着文化市场的放开搞活和人们收藏意识的加强，刻铜墨盒又成为收藏界争相抢夺的宝物。

刻铜墨盒的材料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铜轧板，与之前通过浇铸工艺制成的墨盒有天壤之别。从制作工艺上讲，刻铜墨盒是匠人通过对铜板的折剪、敲打、焊接、磨光而成。其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六角形、八角形、桃形、扇形、琴形、鼓形、双钱形、琵琶形、叶形等多样。所用铜板，有白铜、黄铜和红铜。一般是由白铜或黄铜做盖和帮，由红铜做底和衬。白铜与黄铜光泽柔亮，所刻文字图案表现力强，背景突出，适合作盖。据说，红铜盛墨有墨不变臭的功效，故用其作底和衬。墨盒使用前，先在盒内放置丝棉并注入墨汁，因丝棉具有很强的吸水性，能够容纳很多墨汁而不洒溅。用时，打开墨盒就可用毛笔直接蘸用，可免去磨墨之苦。用完，盖上盒盖，即可防止墨汁中的水分蒸发又可避免墨汁腐败，非常实用方便。刻铜艺术是借鉴竹木刻、篆刻以及平面雕刻等技法，在铜器表面进行刻字作画的技艺。据考证，第一个在铜墨盒上雕刻字画的是顺天府（今北京）人陈寅生（约1830-1908）。陈是同治秀才，能书善画，并于篆刻、装帧、拓墨无所不精。他留下来的作品，多是阴刻而成，偶有沙地留青的浮雕图案；其内容多为书法作品，也有简单的花草动物以及人物作品。人们形容他用刀如笔，雕刻的线条似行云流水。特别值得称道是，他能在两寸见方的盒面上，刻出王羲之《兰亭序》全文。陈在琉璃厂开设有自己的刻铜店铺，名叫“万丰斋”，以经营刻铜墨盒为主业，生意门庭若市。据说现代书画大家启功先生所用兰花图案的刻铜墨盒，即为陈寅生所刻。陈是文人气浓的匠人，大家习惯上将他作为匠人自写自画自刻类型的代表人物。

继陈寅生之后的另一位著名的刻铜匠人是河北新河县人张樾臣，又称张樾丞（1883-1961）。张出身贫寒，14岁进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拜师学艺。宣统二年到“明远阁”墨盒店专事刻铜，后开设自己的“同古堂图章墨盒铺”。张广交天下名士，曾得到严复、杨守敬、张大千、陈师曾、吴湖帆、齐白石、陈半丁等文化名人指点帮助，技艺与日俱增。他刻铜刀法遒劲，圆润纯熟，并大量采用名家的作品画稿，所以他刻的墨盒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据记载，溥仪“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宣统之宝”等玺，均是张樾臣所刻。他刻的墨盒不仅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收藏，连解放后朱德元帅所用墨盒，也出自张樾臣之手。《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多次购买“同古堂”墨盒赠送亲友。因张属于典型的刻铜匠人，人们习惯上将他作为由文人提供画稿匠人操刀篆刻的代表人物。

与张樾臣同期的另一位刻铜重要人物是姚芒父（1876-1930）。姚的本名叫姚华，贵州贵筑人，光绪进士，后留学日本。民国后，姚出任北平女师、北平美专校长。其人多才多艺，一生作品甚丰，有《弗堂类稿》31卷行世。姚授课之余经常出入琉璃厂，与张樾臣相交甚厚，两人多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先是由姚作画，张来镌刻，后来姚本人也直接操刀。张樾臣所刻的姚芒父作品一般署名“芒父”，而姚本人自刻的作品则署名姚华。姚的作品多篆印章文，刀法清晰，气韵委婉生动。由此，大家将姚芒父列为文人自写、自画、自刻的代表人物。他与陈寅生、张樾臣一起，被称为清末民初的“刻铜三大家”。

正是由于众多文人墨客的喜好和参与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才使得这小小盛墨之物成为浓缩的画能言的诗。早在解放前，刻铜墨盒就被列为“老北京名物”。也正是它集刻工、书法、绘画、装饰花纹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使它成为既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又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精神产品，在中国民间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原载《山东档案》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