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卫运河边的戏曲歌舞

德州卫运河边的戏曲歌舞选取的是夏津、武城两县运河岸边所产生和传承的四个非遗项目，都是沿河百姓年节或喜庆事件所常见的娱乐形式。其中戏曲明显带有寓教于乐的色彩，能使人在享受娱乐的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歌舞则是通过身着各色服装的人们在乐器或激荡或舒缓的旋律中手舞足蹈来烘托节日气氛，使节庆活动更加热烈浓郁。这些来自并服务民间的艺术形式，千百年来在运河沿岸的广大农村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予以传承，并由一代代艺人对其不断完善与创新，如今已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夏津马堤吹腔

马堤吹腔属弦索声腔系剧种，因其主要伴奏的乐器是笛子、笙、唢呐、三弦等吹奏乐器故俗称“吹腔”；又因其发源并完善于夏津县白马湖镇的马堤村而得名。马堤吹腔的前身是近500年前流传于山东、河南、冀南、苏北一带的民间戏曲柳子戏，200多年前却将根扎进了马堤村这个运河村落，后来经过该村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历经九代，使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马堤吹腔既保留了柳子戏最初的特点，又和现在柳子戏有所区别，是研究柳子戏形成和发展的“活化石”，已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吹腔戏的表演特点是粗犷豪放，人物动作设计大胆夸张，生活气息浓厚，使用油彩化妆有固定脸谱，各行当扮相特征鲜明。角色行当分生、旦、净、未、丑五大门类。其中生行包括红脸、秀生、武生、娃娃生等。生行中的红脸唱腔高亢浑厚，动作威武刚键，表演以唱为主，重在造型。旦角主要有青衣、红衣、彩旦、老旦、刀马旦等。青衣多扮演成年妇女，唱腔委婉，动作稳重端庄。红衣扮演年轻俏丽的姑娘，大家使女等，举止轻快，身段灵活，唱腔甜润。老旦主要扮演老年妇女，并有官、民、贫、富之分。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夏津、临清、武城一带有业余剧团十余个。建国初期，仍有吹腔剧组四个，分别是夏津县的马堤村和杨堤村，临清市的田庄村，武城县的吕洼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马堤吹腔戏的成熟和兴盛期，不仅演员阵容强大，而且道具齐全，每年春节期间能够连续演出近一个月。“文革”期间，这些吹腔剧团均改唱“样板戏”，原传统戏的服装、道具大多被焚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其他三个村庄的业余剧团相继垮掉，唯有马堤村业余剧团在村民的艰难维持下幸存下来。该村吹腔剧团现有演职人员40多人，现保存有清道光年间手抄本和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手抄剧本共计20余册。共保留剧目40余个，曲牌60余个。戏曲服装200余件，其中百年以上的4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该剧团曾多次代表夏津县参加省、市、文艺汇演，并多次获奖。 

夏津梨花大鼓

夏津梨花大鼓是山东大鼓在鲁北一带的叫法，因其发源地在夏津故名。起先叫犁铧大鼓，是因当初敲击耕地用的犁铧碎片而吟唱故得其名。清末，铁犁铧片才被特制的铜质半月形铜板代替。后在向鲁中、鲁西南传播，并流传河北南部，河南省东部、北部一带时，改叫梨花大鼓。也因加上书鼓三弦，使得唱腔逐渐丰富，便发展成为一种说书形式。约在民国十年前后，梨花大鼓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曲种，因其产地在山东，故称“山东大鼓”，已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梨花大鼓的演唱形式起初为二人式或三人式两种。二人式则是一人弹奏，另一人左手拿铜板、右手持楗击鼓随弦音演唱。三人式则是两人演唱，一人伴奏的。后因受场地资金限制以及琴师难找等原因，由第四代传入张振武等进行了改革，去掉了三弦伴奏，成为演员单独表演形式。这一曲种以鲁西北一带口音为主，男腔顿挫有力，女腔舒展优美，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清末，梨花大鼓开始出现女演员并步入城市曲坛。历史上夏津著名大鼓艺术家有鹿巧玲和吕廉山两人。

鹿巧玲，乳名“小巧”，夏津县人，出身鼓书世家。其父鹿泰兴系梨花大鼓著名弦师，人称“花弦鹿”；其母“傅大传”、其姐鹿巧云，都是梨花大鼓著名演员，在济南等地颇有影响。鹿巧玲自幼随父母学艺，12岁登台演唱。因其姿容俏丽，歌喉甜美，曲调婉转，声情动人，倍受观众称道，被誉为“鼓界皇后”，曾红极一时。擅演书目《鸿雁捎书》《黑驴段》《凤仪亭》《王二姐思夫》《昭君出塞》《宝玉探病》。她在济南、潍坊、烟台、泰安以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西安、郑州、东北三省的各大城市皆有影响。

吕廉山原是夏津县民间艺人，后来成为梨花大鼓的重要传承人之一，其徒子徒孙为夏津梨花大鼓的传承作出突出贡献。他的弟子范其凤，将梨花大鼓进行整理编写和演出实践，在鲁西北一带影响巨大；二传弟子王长志在第一届山东省曲艺大赛中表演的梨花大鼓《郭三元偷供》荣获一等奖，1958年在怀仁堂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四传弟子张振武把原来的演唱节奏、语言修辞又进一步改革，创制、演化出不少的新唱法和优美的鼓套子，使整个说唱、表演、伴奏更为细致完美。张振武曾在夏津人民剧场连续演出三个月无重复剧目。他生前创造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如《杨家将》《隋唐演义》《包公案》《响马传》《秦香莲》《朱买臣休妻》《郭三元偷供》《双逛灯》《蚂蚱出殡》《小英节烈》《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后续施公案》《江姐出山》等几十部。

武城架鼓

武城架鼓也称“家鼓”，即取民间家家都有之意。据传，明初由于当地连年兵荒马乱，百姓为防匪患便敲鼓示警传递消息。明末清初，架鼓开始用于配合“抬花杠”表演，所以又称“嫁鼓”或“驾鼓”。清咸丰年间又融入军鼓乐、宫廷鼓乐的演奏套路，使这一以打击为演奏方式的民间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二十世纪中期就传唱着一首这样的歌谣：“河西高跷，河东杠，最数架鼓敲得棒。枣木鼓锤举三举，运河浪花唱九唱”。该项目现已入选市级文化遗产。

武城架鼓与其他地方的架鼓不同，在打击乐器的配备上除有多面直径为45厘米，高25厘米的相同架鼓外，还有铙、钹、小云锣、中锣、筛锣以及直径为1～2米的大鼓等。参演人数以60～100人不等。在表演时领鼓（指挥）起初用小云锣、单面小鼓，现常用铙或钹，伴奏用锣、筛锣、铙和大鼓等。表演队形多为围一圆圈、多路纵队或方队，仿效古代军队练兵布阵之法，队形变换多样，气势雄伟，令人耳目一新。服装起初为因陋就简，表演时不换装，仅用红绸缀槌，鼓加以点缀，后来发展为统一着装，其款式接近古装戏中兵士打扮。头扎丝绸彩巾，身穿对襟束袖（腿）带彩裤褂，腰系宽带，足蹬快靴。而领鼓者的服装，则另着一色，以示区别。架鼓队多以“CCC架鼓队”横幅开路，队列的前后左右高举多面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彩旗，行走起来尤为壮观。

武城架鼓鼓谱丰富，节奏分明，演奏或擂击鼓面，或敲打鼓边、鼓帮、鼓槌，或轻或重，或缓或慢。轻时缓时，恰似行云流水，轻歌曼舞；重时急事，犹如千军呐喊，万马奔腾，鼓谱演奏出神入化，激奋人心。

架鼓的演打都有一定套路，在武城尤以刘王庄村和东屯村的架鼓最为著名，成为传承、发展武城架鼓的两大支系。刘王庄架鼓在清咸丰年间，位居山西总兵、御前侍卫高官，且又颇通音律、酷爱鼓乐的村人刘国治，于回乡探亲之际，曾对刘王庄架鼓予以加工整理，在传统鼓谱的基础上，融入军鼓乐和宫廷鼓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刘王庄鼓谱套路。完整演奏一遍，占场时间可达26分钟。其鼓谱套路主要有一喳喳、乱劈柴、七点、二四六墩、归龙、接新鼓、老和尚等，狗撕咬、九墩八岔18番、振六邦、五点、余量屯、点鼓等。东屯架鼓其鼓谱套路有单、双之分，共72番。主要有小行鼓、三甩、狮子滚绣球、五鬼闹派、呼噜、双窜、单窜、双甩、单甩、老行鼓、慢行鼓、行鼓等，全套打完用时30分钟左右。

武城花杠舞

武城花杠舞又称“抬花杠”,是武城县老城南屯一带群众性的民间舞蹈艺术,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弘治年间,武城县一带连年大旱,地不生禾,树不长叶。到了四月二十八早上,人们突然发现,武城城东娘娘庙上空飘起一片祥云,一仙姑立于云端,手提花篮边走边撒鲜花,所到之处万物复苏,稼禾生芽,果树开花。仙姑飘到南屯村上空降落,后不见踪影。于是人们奔走相告:“此乃王母娘娘显灵,让女儿下凡来拯救这方生灵”。人们崇敬仙姑,后在南屯修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姑庙,定时祭祀香火不断。传说四月二十八为大姑出嫁之日，每年的这一天村民们都抬着大花篮去祭祀大姑和大姑出巡，凡是大姑巡视过的村庄一定是风调雨顺。“抬花杠”便是由这一传统仪式演化而来。

花杠舞动作粗犷豪放。形式为两人一抬杠。杠杆为弹性较强5米长的木杆,中间为二尺见方的杠柜(即花筐)，杠柜上扎3～4米长的竹苗、绢花、纸花，挂四串铜铃,顶端竖一支鸡毛掸子,下挂红布华盖。合成一体意为“吉星高照”。抬花杠不能用手扶,只用头、肩、背,靠颤力变换动作。主要技巧有:顶杠、转肩、换肩、转背、颤背、蹲步、挖步、轻步等。表演时均由四人两班轮换，上下场均由武术动作巧妙接换，保持表演的连续性。表演者要求有较强的腿功、头功，坚实的功底。舞蹈动作归结为:“脚步沉，膝微弯，小甩走，大甩转，骑马蹲裆全身颤”。

花杠舞多数情况下还与架鼓联合表演。架鼓少则二十面,多则几十面，鼓点一致，丰富多变。花杠少则四台，最多十八台。这样的组合，场面更是蔚为壮观。至今,每年元宵节或重大喜庆场合武城城乡都会有花杠舞表演。这一艺术形式形成了自己成熟规范的表演套路，已入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参考文献：德州市文广新局《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萃》、武城县文化局《贝州文化集锦》、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17集、张文明《故道遗珠》）

（已载《德州晚报》201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