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云虽然过去频海水咸，但此地却也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文人雅士，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做出过突出贡献。其中，宋代著名词人李之仪，以一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而彪炳史册。晚清诗人崔旭，执燕南诗坛牛耳几十年，其诗文可圈可点，其事迹同样可歌可泣。

为官爱民有声

崔旭（1767-1847），字晓林，号念堂，清代直隶天津府庆云县（今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人。崔氏为庆云望族，自清初迁入庆云后，历代为官。崔旭之祖崔机，康熙八年（1669）武举，官江淮领运都司；其父崔大本，读书识大体，性孝友，教子有方；弟崔旸，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官甘肃安化县知县。

崔旭性颖悟，自幼好学，尤喜诗歌。嘉庆五年（1800）八月，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道光六年（1826），通过大挑出任山西蒲县知县，后兼理屯留、大宁县事。山西境内多山，明清时期属于穷山恶水之壤。此地自明末爆发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以来，清初又再次爆发姜瓖之乱，饱受战争重创，很多州县的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崔旭刚刚上任的蒲县，其城垣、监狱、仓廒、书院多已倾圮，又时值旱歉，导致民俗剽悍。崔旭到任后，减其供亿陋规，将节余的钱，用以工代赈的方法雇县内饥民来修缮城池、监狱、仓廒、书院，既解决了贫苦百姓的生活急需，又将县内重要建筑的残垣断壁修葺一新。在审理案件方面，他能“曲尽情伪”，使冤狱得到昭雪，有效地打击和震慑了境内犯罪分子。史书记载崔旭，为政六载，“政声卓著，深受乡民爱戴”。道光十三年（1833），他因病告退归里。临行前，“县民走送数十里，皆罗拜泣下”。  

归乡后的崔旭，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晚年执教于古棣书院分校，为家乡培养了不少人才。尤其是他对自己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使自己的3个儿子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长子崔光第，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官河南嘉县知县；次子崔光典，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官河北故城县教谕；三子崔光笏，道光二年（1822）举人，九年（1829）进士，历官乡宁县知县、代州直隶州知州、松江府知府、镇江府知府、九江府知府、云南粮储道佥事加按察使衔。

道光二十七年（1847），81岁的崔旭卒于故里。其墓位于今河北盐山县庆云镇南一华里处。其生平事迹载入了《晚晴簃诗汇·诗话》、《大清畿辅书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天津府志》、《庆云县志》等多种文献。

船山先生高足
  崔旭的诗学成就主要来自考取举人时的座主张船山。张船山，字问陶，是乾嘉诗坛泰斗、有名的书画家和诗学理论家。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嘉庆五年（1800）、六年（1801）两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十四年（1809）充会试同考官，故其门生极多，得人最甚。也就在嘉庆五年（1800）八月，张船山充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时，取中崔旭为举人。船山先生非常赏识崔旭，曾以王渔洋门下崔不雕（黄叶）相比。这从嘉庆六年（1801）春张船山所作的《题门人崔晓林旭诗》二首（载《船山诗草》卷十六）可以得到证明。其题注云：“（崔旭），庆云人，庚申（嘉庆五年，1800）分校所得士”。诗曰：“直胜崔黄叶，清严数首诗。岩居知我早，珊网得君迟。关说无王础，怜才此项斯。谋生同不易，相对叹移时”。“谁赏氃氋鹤，林栖久耐寒。魁梧真面目，朴雅旧衣冠。孤抱轻华士，清言接古欢。成连弦指妙，东望海云宽”。先生赞许崔旭诗“清严”，胜过崔黄叶。这在崔旭的诗文中同样可以得到佐证。崔旭《念堂诗话》卷一讲：“庚申（嘉庆五年，1800）乡试，旭出张船山夫子房。辛酉（嘉庆六年，1801）春闱前，以诗谒见，展阅数首，遂纳于怀，喜曰：‘吾又得一诗友’。题赠二律，云‘直胜崔黄叶’，书卷首曰：‘此老船之崔不雕也’。传示同好吴谷人、赵味辛、戴金溪、王熙甫诸先生各有题赠。后命旭题《船山诗草》，有云‘呼我崔黄叶’，即谓此也”。崔黄叶的典故源自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太仓崔华不雕，工诗画，尝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余目为崔黄叶”。据查证，崔华，字不雕，江苏太仓人，渔洋先生高足之一。

崔旭在船山先生教诲下，学益进，诗益富，诗风更沉雄隽永，更富有生活气息。船山先生在《雨后与崔生旭论诗即次其旅怀一首元韵》说：“金仙说法意云何？诗到真空悟境多。忏我浮名毋绮语，爱君饥走尚清歌。虚堂静比舟藏壑，俗客纷如虎渡河。风雨打窗相对久，关情难忘旧烟蓑”。在此，船山先生高度评价崔旭的现实主义诗风，“爱君饥走尚清歌”。正如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谓崔旭诗所云：“一主于严，思深而律细，无嚣凌洿夸之习”。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说：“念堂为诗深得师传”。

作为船山先生第一高足的崔旭，一生念念不忘船山先生。晚年在京师作《过船山师故居》诗云：“此是频游处，重经步为迟。过门非旧主，传世只遗诗。恍惚仙山约，悲凉国士知。孤寒犹故我，忍泪立多时”。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四日，一代诗宗张船山病逝于苏州山塘街寓所。当得知自己的恩师逝世的消息时，崔旭含泪恸哭《闻船山夫子凶问》：“忽得江东信，流传倘未真。天如有此事，吾竟仰何人？诗酒难偿债，功名未了因。峨眉山上月，万古为传神”。“半世谁相赏？猖狂只自吟。时人多俗目，夫子是知音。乖隔五年别，悲凉千古心！成连终不至，恸哭欲烧琴”。师生深情，穿越生死，令人感动。

崔旭在世时不仅有“张门三才子”之称，还有“燕南二俊”之誉。所谓“张门三才子”，是指同出船山先生门下的崔旭、梅成栋、姚元之三人。不过论诗学成就，崔旭当属第一。所谓“燕南二俊”，源自直隶大名知府陶梁将崔旭、梅成栋二人的诗合刊为《燕南二俊诗钞》，并序云：“晓林之诗，淳古淡泊，味之弥永，譬之精金百炼，宝光内含；树君（梅成栋）诗雄古超迈，力绝恒溪，而真挚之性时流于楮墨之间，可谓燕南之二俊也”。

醉心乡邦文献

崔旭一生热爱自己的家乡，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文化建设与传承。他遍游天津的名胜古迹写出《津门杂咏》（即《津门竹枝词》和《津门杂记》，他广泛搜集和编排庆云以及沧州的诗人诗作，选辑《沧州诗抄》、《庆云诗抄》；他还集中精力广搜博采，编修《庆云县志》和《庆云崔氏族谱》。

庆云明初置县，一直隶属于河间府沧州，雍正九年（1731）改隶天津府。崔旭作为庆云大地所生所养的士子，深深热爱着家乡庆云以及庆云所隶的沧州、天津。他从担心文献淹没的角度出发，广征博引，先后选辑《沧州诗抄》、《庆云诗抄》。可惜，现两诗抄与《津门杂记》三书均已淹没失传。

值得庆幸的是，崔旭的《津门百咏》（即《津门竹枝词》）不仅得以传世，而且成为研究天津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今天许多人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引用的史料证据。《津门百咏》描绘了早年天津的景物风貌，对研究天津沿革、历史，极有参考价值。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为了京都门户水陆要冲，有着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于是就形成了天津所特有物产和人文景观。崔旭的《津门百咏》广泛地描绘了早年天津的景物风貌，多方面反映了天津的民风民俗。在歌咏天津物产上，写过天津银鱼、杨村萝卜、大沽烧酒、小站稻、河豚鱼等；在写人文景观时，写过戏院、皇船坞、佛寺大悲院、运河桃花堤等；在记录天津风俗民情方面，描写过人们欣赏曲艺、喜欢吃河豚等。他的每一首诗，都是极具价值的一幅历史画面。天津是著名的曲艺之乡，而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就是曲艺艺术。崔旭《津门百咏》里就有，“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若问儿家住何处，家家门前有堂名”。在崔旭的诗中足可看出，曲艺在天津的普及和受欢迎的程度。

庆云县志在清代一共进行了四次编修，每次修志均有崔姓家族成员主笔。像这种祖孙几代一直承担家乡的编史修志，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嘉庆十四年(1809)，赋闲在家的崔旭，应知县潘国诏的邀请，担当了嘉庆《庆云县志》的修志任务。他充分借鉴五世祖崔允贞编修康熙《庆云县志》的经验教训，“搜罗博洽，考订详赅”，使新编出的《庆云县志》质量有了大的提高。但是几年过后，崔旭对自己编修出的《庆云县志》感到不满意，于是“暮年犹手自点定，以付光笏”。并嘱咐儿子崔光笏说，“是志规模虽具，而义例未协，异日者，其善为我述之”。因此，就有了咸丰四年（1854）的第四次编修《庆云县志》。经过崔笏等人的积极努力，终于诞生了体例完备、记述翔实、可称为一代信史的咸丰《庆云县志》。崔旭一家三代对家乡志书的钟情程度和献身精神，不也是值得我们今人借鉴和学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