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属于一种纪念性的景观建筑，是以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为宗旨，被广泛用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起到点题、框景、借景等效果，是城市本身的美景之一。德州的牌坊是随着州城的建设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出现的，明代中期达到极盛，当时有记载的牌坊已达50座之多。其中仅站立在十字路口的四个骑道牌坊组合，即俗称的“四牌坊”或“四牌楼”，明代德州就有3处地点的5组四牌坊。人们按其在州城的位置，习惯称之为西四牌坊、北四牌坊和南四牌坊。

                                    西四牌坊

西四牌坊位于马市街北的通衢十字路口，俗称“马市四牌坊”或“西四牌坊”。西四牌坊又有新旧西四牌坊之别。旧西四牌坊建于明初永乐或宣德年间，建筑形式为四座四柱三门木石结构。东面题额为“东连齐鲁”，西为“西通漕运”，南为“南接藩省”，北为“北拱京畿”。意喻德州具有独特的交通优势地位。

新西四牌坊，是指在旧牌坊坍塌和消失后，由明代嘉靖年间在原址重建的四座新牌坊。新西四牌坊的东面题额为“国课”，西为“皇华”，南为“阜民”，北为“亚卿”。

在现存最早的德州志籍嘉靖《德州志》中，仅见街衢条下有新旧马市四牌坊的记载，说明西四牌坊为德州最早的四牌坊，时间上大大早于南北四牌坊。但在明万历、天启《德州志》和清康熙《德州志》中，仅见题额为“东连齐鲁”，西为“西通漕运”，南为“南接藩省”，北为“北拱京畿”的西四牌坊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新西四牌坊在明代后期陈旧后，坊额文字又被改了回去。

西四牌坊是明代处于南北驿道通衢上的重要景观建筑。有人曾根据前四牌坊坊额题字的含义，认为它就是明代的“九达天衢”牌坊，并说坊额由严嵩所题。事实上，修建旧西四牌坊时，严嵩的爷爷还没有出世呢！这座牌坊在嘉靖七年修《德州志》的时候（1528年），就已经被新四牌楼所代替。按牌楼寿命为100年计，修建牌楼的时间正好是明初永乐、宣德时期。关于这些坊额为严嵩所题的说法，一定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严嵩（1480-1565）所题坊额是“九达天衢”，那是指德州西门外御道上的九达天衢坊坊额。御道之上的“九达天衢”牌坊修建于嘉靖中期，即1530年至1565年之前，与西四牌坊毫无联系。

北 四 牌坊

北四牌坊位于旧德州城内的二郎庙街处的十字路口。根据明万历、天启《德州志》记载，北四牌坊也有旧北四牌坊和新北四牌坊之分。旧北四牌坊建于嘉靖年间，是由四名进士出身的高官修建的功名坊。它的西坊名曰“西地官”坊，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户部主事的陈志所建；南坊名曰“大方伯”，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布政使司的李逢时所建；北坊名曰“北柱史”坊，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与进士、官至御史的王楠所建；东坊名曰“东地官”坊，是嘉靖二十三年与李逢时、王楠为同榜进士，官至户部郎中的张子顺所建。四牌坊均为木石结构，四柱三门，斗拱重檐。由于建在德州城北部，并与朝阳门外的南四牌坊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彼此遥遥相对，所以俗称“北四牌坊”。

新北四牌坊建于崇祯年间，是德州四牌坊中修建最晚的一组，由后来的四位达官显贵在原地重建，俗称新北四牌坊。康熙《德州志》最早有新北四牌坊的记载，但没有坊额文字的记述。只知道新北四牌坊的东坊为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御史的赵继鼎所建；西坊是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御史的卢世傕所建；南坊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布政使司的金炼所建；北坊是天启五年(1625) 与卢世傕为同榜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王都所建。乾隆《德州志》和民国《德县志》，同样没有新北四牌坊坊额文字记载，但明确写明北四牌坊于“康熙六年（1667）年废于火”。
                             南 四 牌坊
    南四牌坊位于朝阳门（南门）外，枣市街、南关街、税务街（今前进街）、马神庙街（今光明街）四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处。根据明万历、天启《德州志》记载，这组牌坊建于明嘉靖年间，是由四位当时在京的德州籍官员所建，均为四柱三门重檐木石结构。东坊曰“谏议坊”，是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给事中的叶洪所建；西坊曰“翰林坊”，是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官至光禄寺卿的卢宗哲所建；南坊曰“都宪坊”，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都御史的袁摈所建；北坊曰“亚卿坊”，是太学生、官至刑部侍郎的宋性所建。

“北四牌坊”与“南四牌坊”均属于“功名坊”系列，是古代官员为光宗耀祖和显示门楣所建。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个人和家族扬名，但它也客观上对州城起着美化作用。它们与西四牌坊一起，彰显着德州曾经的繁荣与兴盛。作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重要标记，这些逝去的四牌坊，已变成人们对德州明代历史的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