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法国的启蒙运动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像——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

　　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

　　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1296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的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朗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

　　200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同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借人们对恐怖的畏惧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道德。不道德者，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1794年5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老罗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老罗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被拿破仑称为最出色的演讲中，他点了百科全书派的名字：“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

　　（以上见朱学勤《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