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中的自我安慰精神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王晓婷

陶渊明历来被视为中国田园之祖、隐逸之宗,他清新飘逸的诗风已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超凡旷达、随心所欲的陶渊明。殊不知细度他的诗集,超凡之余不乏忧愤,随心之余亦不乏羁绊,他时常会深深地担忧国事,他经常会为生活贫穷而抱怨几句,他甚至还因为儿子的不成器而搔首慨叹。这不禁让人怀疑,哪个形象才是真正的渊明?而现实中的渊明又怎样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平衡?其实,在大多数诗中,他靠自我安慰来实现了其独特的现实中的隐逸,隐逸中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最初就把文学艺术现象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所谓的文学艺术,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状态和过程,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功能和意义。西方与中国文论的相似之处之一是,文学艺术作品是情结的排解、疏泄、转移、升华的过程,是一个理想的缓冲地带,对于人有治疗安定的作用。陶渊明的诗也是他心理流程的完整体现,诗是他理想的延迟地,情绪的疏泄场所,他的诗滋润着他并不丰裕的生活,治疗着他屡屡受伤的心灵,而这一切都是通过自我安慰完成的,可以说,自我安慰是他的必然生活方式。

一、在诗中自我安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关于陶渊明的人生观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陈寅恪的观点很独特,他认为陶渊明持新自然说,与旧自然说不同。旧自然说严格来说并不自然,佯狂任诞也是一种对人自然本性的扭曲,自然成为对抗名教的武器,这已经不自然了。然而,陶渊明是否真的达到自然了呢?恐怕也未必,鲁迅的结论很精辟:“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

既然陶渊明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他又是怎样做到在为官与归隐间维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让人们都误以为陶渊明是一个超于世外的毫无忧虑的快活人呢?这就源于他的诗歌,源自诗歌中的自我安慰精神。如若没有诗歌中的自我宽慰,他绝对做不到如此自由若仙,也不可能在动荡的时代中表现得如此平静洒脱。诗中的自我安慰是他的疗伤工具,是他思维的滚动过程,是他心中的另一个陶渊明对自己行为的首肯,打开诗集,他的自我宽慰之处比比皆是。

在为官的时候,他常常安慰自己,告诉自己即使为官自己的真性情没有丧失,并且在心里立志要归隐田园:《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写完自己的旅途心力疲惫之后他自己勉励并安慰自己会回到田园:“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隆安五年,作者转任荆州从事,他是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但诗中他却对自己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行动与思维似乎南辕北辙,这就是他对自我心灵的安慰,想到能归隐,为官也不必太不自在。而在诗人四十岁时,他刚立国志要“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熟敢不至!”随后被征辟为镇军军府参军时他却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说“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明明是矛盾的,却安慰自己心已化迁,不怕尘事。

在辞官归隐的时候,陶渊明更是常常通过安慰的方式告诉自己,归隐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没有必要为尘事而劳烦一生:在三十九岁躬耕田园时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说:“即理愧通史,所保讵乃浅?”又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劳动很辛苦,渊明未必真心喜欢这种时常劳而无果的生活,但是他保持了一贯的平静,因为他在诗中得到了自我肯定。其实作者是“长恐负所怀”的,他并不完全确定自己的抉择是否正确,作于义熙十二年的《饮酒二十首》更像是作者对于自己仕宦思想的大反扑,也是对自己精神的一次大调整,大治疗,诗中处处是对田园生活的自我肯定与安慰:“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而后来的《咏贫士七首》更是句句发自肺腑,是咏贫士更是在咏自己,贫士又怎样?“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无论是为官还是归隐,在背后支撑陶渊明的始终是他是诗,实际起作用的是诗中的自我安慰精神,其实如果生活很安逸,陶渊明真的本性超旷自然,他不必在诗中屡屡描绘隐居的欢欣快乐,又往往在诗的末尾回归到自己身上,给自己鼓励肯定,表自己的决心要坚持隐逸下去。

二、自我安慰成为陶渊明生活方式的原因

自我安慰源于心结,就是因为在烦扰的社会中作者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才使自我安慰成为理想的缓冲地带,在自我安慰中,陶渊明实现了自我,这是他的精神力量之源。

陶渊明并非是个无欲无求的隐君子,他自幼接受了《诗》、《书》等儒家经典的教育,始终以儒学激励自己,因此自小便立下了大志向。曾祖父陶侃的光辉使他兴奋,但是家道中落的悲哀与身为少数民族的倍受冷落,使破落子弟心理在陶渊明身上根深蒂固。再加上后代“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的状况,使得陶渊明这个夹在中间的人具有强大的使命感,只有他自己能够帮自己,他想要崛起的路上载满沉重与孤单。而看看真风去、大伪兴的现实,空余陶渊明以一腔的壮志难酬。用梁启超的一个比方来说:“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选择自然而非无为,“顺应自然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一种明智之举,是化解苦恼的一剂良药,是坚持自身不被异化的一种方法而已。”

然而在被迫回田园辛苦躬耕的过程中,陶渊明并没有佯狂失志,没有任意胡为不加节制,他保持了让人景仰的平静,他常常自我安慰的深层原因其实就根源于他本身。家道中落是让他产生了悲伤之感,祖上的业绩其实也让陶渊明产生了多多少少的优越感和反叛情绪。纵使焦虑和苦恼是他的一种生命生存状态,但他骨子里却长满了坚定的自我抗争信心,看他在四十四岁时还咏赞“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在五十岁还赞赏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豪情。陶渊明的自我安慰是在他细细咀嚼了生命的苦痛之后,仍然不失希望的自我疗伤,是含满泪水的真情诉说,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安慰精神。

诗有陶渊明是幸运的,陶渊明有诗是必须的。诗是陶渊明自己营造的理想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存放着他的梦想与激情,无论外界经历了怎样的风吹雨打,只要在诗里安歇一会,他便会恢复自己那刚强的毅力。诗中的自我安慰是陶渊明与自己的真情对话,劝慰他的是那个不失真性情的陶渊明,正是有这样一个自己在时时劝慰着他,陶渊明才得以在那动荡的年代全身而退,在辛苦的生活中固穷守志,可以说,他的道路是孤独的,但他的心灵并不寂寞,正是有这样一种伟大的自我安慰精神,最大限度地成就了他的诗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