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大洋彼岸，玛格丽特·米切尔的《Gone with the wind》售出200多万册，被《纽约邮报》誉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第二年，据此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获第1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八项大奖，导演维克多·弗莱明再也无从超越自己奠定的一个高峰。当西风吹到东方的孤岛———上海，战火纷飞的夏天，《乱世佳人》在大华电影院连着上映40多天，人们不会忘记费雯·丽与克拉克·盖博塑造的不朽形象，越是战乱频仍的时代，越是需要爱情，仿佛一个人的生命逃到爱情里面就能够避难。这时候，有一个困居海上的翻译家趁着这股热潮，将《Gone with the wind》译作《飘》，带到中文世界，他就是傅东华。

傅东华生在1893年，家在金华曹宅镇下的大黄村。

傅东华本姓黄，他的母舅膝下无子，后来过继那边，方才改姓傅。黄家自他父亲以上，三代皆为良医，常常施药于贫苦无告的百姓，不取分文，在金华颇有好名声。

13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哥哥黄人望，曾是金华府学廪生，在他们父亲过世的那一年，黄人望远在东京，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专习历史地理师范科。留日期间，黄人望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1908年，他毕业回国，历任浙江金华府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历史地理教员，浙江省立第四、第十各中学校长，可谓“身在清廷，心在革命”，辛亥以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担任讲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他上课总是大段背诵《左传》《楚辞》，口才之好，一时无匹，可是生平仅有一部经他编撰的《史学研究法讲义》传世，所授则是坪井九马三（日本近代史学之父）的“科学”史学，最重史料考证，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有利于未来”。

长兄如父，傅东华受他哥哥的影响，自然不在话下。1911年，傅东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南洋公学为盛宣怀所创，时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它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南洋、北洋一时并举。傅东华在读期间，恰逢唐文治（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掌校，辜鸿铭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在傅东华的《回味》一文中，对辜鸿铭的刻画倒是不离新青年的好奇心，其中说道辜鸿铭以望远镜论东西方，最终引出一个观点，“我们读西洋史，应该拿我们自己做本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夷狄，中国人如果不拿自己做本位，难免要化为夷狄”。当年，辜鸿铭在张之洞幕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所主张的，即便到了北大，也没有改过弦。可在南洋公学，辜鸿铭差点被他们这帮青年暴打，幸亏唐文治派人将他救走。傅东华对辜鸿铭没有好感，那是时代使然，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让人不得不野蛮，但他的英文基础便是在南洋公学打下来的。毕业不久，他进到中华书局当译员，倒也恰逢其时。

1920年以后，傅东华辗转在上海大学、中国公学任教，一边写文章，一边做翻译。其间，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译员。然而，他一生的行迹，自金华而北京，北京而上海，上海而杭州，最终还是回到上海，因为新、旧时代率先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倒是应了《飘》里面卫希礼的一句话：“新的时代有某种光彩，但毛病也出在这里。旧时代没有光彩，但它有一种滋味、一种美、一种迟缓的魔力。”

傅东华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时为1932年。第二年的7月，他便和郑振铎等人一起编辑大型月刊《文学》，曾出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印行。给《文学》供稿的作家，以创刊号为例，便有鲁迅、陈望道、梁宗岱、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王统照、巴金、张天翼、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等人，足见阵容之强，可谓将中国新文学“一网打尽”。该创刊号风行全国，再版五六次。到1937年11月停刊为止，《文学》月刊共出九卷，单单茅盾一人，便贡献了28篇“书报述评”。此外，傅东华为商务印书馆编撰的《基本初中国文》《复兴初中国文》《复兴高中国文》，更是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探说：“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许多年以后，我们的出版界，仍以教科书为生，当然无可厚非，不过较诸彼时的教科书，诚可叹也。

抗战前后10余年，这是傅东华在海上的黄金时期，一边创作，一边翻译西方的古典文学与流行文学，双管齐下，让人望尘莫及。1929年，荷马的《奥德赛》；1930年，弥尔顿的《失乐园》；1931年，克罗齐的《美学原论》和莫里哀的《比较文学史》；1932年，梅特林克的《青鸟》；1933年，亚里斯多德的《诗学》；1934年，他出了一本自己谈欧洲文艺复兴的书；1935年，温索尔的《琥珀》和他自己的《山核桃集》；1939年，则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霍桑的《猩红文》、亨德的《文学概论》，第二年，便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可以想见，傅东华的译力何其深广，在中国百年以来的翻译界，至少这也是一座高峰，只不过鲜少有人攀登、探寻而已。

翻译自严复一路往下，便以“信、达、雅”为高，是以有异化派，至今则成为主流，而林琴南的译法被视作歧途，此为归化派。所谓归化是指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源语，异化则是要保存源语的异国情调。到傅东华，他走的却是归化的路数，一应外国人名、地名皆顺从中国固有的习惯，譬如斯嘉丽译作郝思嘉，亚特兰大译作饿狼陀，然他的译本最是能够传神写照。傅东华说过，“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董燕生谈到傅译的《堂吉诃德》，曾这样写道：“我遇到的译本是傅东华从英语转译的，应该说相当传神，常逗得我一边阅读一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别人还以为我得了神经病。”

不妨以《堂吉诃德》为由，看看杨绛和傅东华的译笔，仅取前言片段：

“清闲的读者，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我当然指望它顶漂亮、顶活泼、顶聪明。可是按自然界的规律，物生其类，我也不能例外。世上各种牵制阻碍、一切呼号吵嚷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干肉瘪，脾气古怪，心思别扭。我无才无学，我头脑里构想的故事，也正相仿佛。”（杨译）

“高雅的读者，你可以真相信我，无须我起誓，我是巴不得我这部书———我的脑筋的孩子———能够尽可设想的那么美丽、泼辣而且巧妙的。可是无论什么东西生出来的孩子总是都要像它自己，这是天道自然、颠扑不破的；所以像我这样硗薄未垦的心田，除能产出一篇贫弱、枯干、怪诞，而充满着种种幻想的故事外，还有什么呢？你大概要当它是牢狱里产生出来的吧，因为那里是一切烦恼的窟宅，一切哀鸣所由出。”（傅译）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在1978年3月出版，而傅东华翻译的《吉诃德先生传》是在1939年4月1日，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我们今天的“愚人节”。

“故乡是从前出产哲学家的地方，甚至曾经是在哲学史上成功一个特殊学派的。故乡又是号称‘三十六洞天’的福地。这样，儒道两教的道德观念出世观念早就造成故乡人那种温良敦厚和满不在乎的特质了……”傅东华曾在《故乡散记》中写到。当乡人洪亮到上海请他为《浦江歌谣》作序，他也毫不推辞。“大凡歌谣的产生，总在安逸的农村里，耕余月夜，树荫篱边，男女老少，暂打破家庭的圈子，组成共同娱乐的集团，这就是制作歌谣和传播歌谣惟一适宜的背景……”尤其当傅东华读到其中一首歌谣，感觉最是亲切，“一粒星，独独停。两粒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炒豆香，好种秧。种无肥，好种梨。梨有核，好种大栗。大栗三层壳，好种菱角。菱角两点尖，敲锣敲鼓落兰溪”，以致他也同意意大利作家韦大列说的，“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

傅东华身处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画家鲁少飞曾有一幅《文坛茶话会》，可谓道尽风流，与漫画相得益彰的则是如此一段解说：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先生，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疑问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于《论语》大家老舍和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和巴金不是在讨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张天翼和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加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像的是神秘的丁玲女士。”

身在其中，傅东华却没有郑振铎那样周旋的本领，终究与诸位文坛大家没有太多交情，与鲁迅先生更是有过几次误会，以致在海上多有波折，然他对鲁迅始终敬慕，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非议。谣传鲁迅对傅东华之所以反感，其中一件事情，便是傅东华曾将鲁迅比诸梅兰芳，时人以为此对鲁迅是一大侮辱，然傅东华想必没有这层意思，其人喜欢昆曲、京剧，与吴梅等曲学家过从甚密，这般比较，自是认为梅兰芳是不世出的，鲁迅也是。

在张允和（其丈夫为周有光，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的《昆曲日记》中，1957年4月17日，曾记傅东华事，“昨晚上傅东华来我家吃晚饭，和他谈了一些昆曲的事。据他说，多少年前，他与吴瞿安（吴梅）先生在一处唱曲子，他唱的《男祭》《小宴惊变》和吴先生的不同。他能吹笛、胡琴，也能打鼓板，能吹四五十出戏。他是金华兰溪人（此有误，当为金华曹宅镇大黄村人）。吴先生说，他（傅）的唱法可能是李渔（笠翁）的唱法。据他说，他们唱法和温州唱的相同。我想温州杂剧是南戏的前身，那末他们的唱法应该接近南戏。他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和尚，颇有趣。”若是傅东华真的拿梅兰芳比鲁迅，想必也是一种敬慕，而非讥讽。

傅东华与鲁迅之间的几次误会，其中详情，将另文专述。也是因为和鲁迅有关的一场笔战，1935年，傅东华最终辞去《文学》月刊主编一职，转任暨南大学国文教授。

1936年，暨南大学迁入上海公共租界，当时的大学校长是何炳松，他是傅东华的同乡兼好友，两人对昆曲同样痴迷，何炳松曾得吴梅指点，据说唱功很是了得。“差不多每次见面都拿这（昆曲）做唯一的谈资。”何炳松曾这样写道，只不过两人始终不甚合拍，他给傅东华介绍英国人乐维斯，此人著有《中国乐律研究》，于是，二人转变三人行，怎想时局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日军步步逼近，三个人的昆曲梦，终究一场空。1941年末，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建阳，傅东华带着他年近八旬的母亲，从上海撤离，转到金华，意欲从金华再往建阳赶，却已经来不及了。

日机几乎每天都在轰炸金华，傅东华带着母亲躲进南山，他的大哥黄人望，此时正在协助吕公望办理浙江难民救济事宜。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暨南大学已经归为东南联大，何炳松返回金华主持联大师生撤退，意外地听到傅东华仍然滞留金华城郊，便马上托人通知他，让人进城，一并撤退。等傅东华带着母亲赶回城里，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他们只有退回南山。没多久，傅东华便被日军抓走，何炳松听到消息，托各方军队探寻，总想将他救出来，然而那时，傅东华已经被移送到杭州日伪敌工总部。同年9月，经傅式悦（浙江乐清人，章太炎侄婿，曾任伪浙江省省长、伪建设部长）保释，出任汪伪政权《东南月刊》主编。

此为傅东华一生极可耻的事情。傅式悦为祸浙江可谓深矣，傅东华竟为其所救，终有耻也，不到半年，便从中脱身而出，隐居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并且开展语言文字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傅东华在中华书局担任《辞海》编审，也参与标点《资治通鉴》《汉书》，此时，他多用黄约斋的笔名。1953年，出版供初中学生使用的《新体系语法对话》；1956年，出版《汉字字体变迁简史》。及至1958年，他翻译荷马的另一部史诗《伊利亚特》，也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陈中梅将傅东华的译本与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相比较，在《一部成功的劳作》中，这样写道：“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宿愿。尽管傅本转译自E·V ·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

1959年以后，与傅东华有所交集的友朋大半凋零。何炳松1946年因病在上海去世，夏丏尊也在这一年辞世；1957年，后来接任他当《文学》月刊主编的王统照因心脏病猝发去世；第二年，郑振铎则因飞机失事遇难。因此，傅东华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唯有耿庸（曾任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篇《傅东华二三事》，对他关押在牛棚中的日子，所述颇详细。

耿庸对傅东华原先并无好感，出于傅东华曾讽刺鲁迅，而他们总是受鲁迅影响至深的一代人。当时，管教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两条规定，其中一条，凡乘公共汽车、电车只许站，不许坐，遇有人让座亦不得坐，并须坦白交代自己“牛鬼蛇神”身份。有一年早春，傅东华第一个站起来汇报思想，耿庸听后，不免对他大有好感，文中如是写道：“昨天星期天我全天在家无事，只是得了伤风感冒。今早乘电车来。摇摇晃晃挤上去了，还站不稳当，这时有个女乘客同志从隔两排座位上站起来，对我喊老伯伯，你请过来这儿坐。我向她移动了一步却记起来牛鬼蛇神乘公车不许坐的法令，就收回脚，对那位女乘客同志说：谢谢您啦，我不坐，我两站路就到啦，您请坐吧。那女同志真是很好心很热心，她说看我年纪大，身体又不大好，站也站不住了，还是不要客气，请过来坐吧。我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一边儿记起牛鬼蛇神同革命群众说话必须自报身份这条规定来了。没想到我贴身这排靠窗的那位乘客同志伸手拉了拉我，说，你老人家就坐我这位子吧。他说着就站起来。我这下慌了，说别别别，我不能坐，不可以坐，我是，我是，我是……我可就是说不出我是牛鬼蛇神这句话，不晓得是我急出汗来了，慌得脸白了还是紧张得颤栗起来了，好几个问我你怎么啦的声音涌过来，我直发窘发急了，不晓得怎么冲口就叫：你们快坐下！我不可以坐，我是……痔疮发啦！”一干“牛友”听他汇报完毕，起先还忍住笑，见管教他们的革命同志都笑开了，不由捧腹，细想傅东华这个汇报，真是将一个时代的可笑都搬到了电车中。

耿庸与傅东华的谈话终究不离当年的事情，追究傅东华为何写那篇讥刺鲁迅的文章，傅东华很是认真地写了一封信给耿庸。据耿庸追忆，信中还写道：“鲁迅又是我的恩人，救了我儿子的命……在这件事上，我对鲁迅心存疑虑，鲁迅则芥蒂不存。人格不同如此，我是至死不忘愧怼的。有机会再详细面谈。”

然而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一次深秋下乡劳动，耿庸远远看到一个人挑土过来，“两只手都帮着肩膀挑担子”，他却逃开了，即便心里“一下炭一下冰，一下冰一下炭”。直到傅东华1971年去世，耿庸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电影《乱世佳人》开头有一行字幕：A civilization has gone with the wind，有人把它译作“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风而飘的，最终也会飘散”，这仿佛成了傅东华一生的写照，随风而逝，鲜有人再忆及他。在这个越来越匆忙的世界，人们的记忆也越来越短暂，就像郝思嘉说的：“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拾起一片碎片，把它们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补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件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破碎了的地方。”当然那个时代的碎片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也试图将它修补，再看着那些破碎了的地方，它最好时的模样我们没有见过，可是总能去想象它，回味其中的光阴，有过那么多充满泪与笑的人生。但愿我们的时代过去以后，也有后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