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初，清华美院美术馆展厅墙壁上，一幅幅大慈大悲的油布彩绘佛面上，慈、善、仁、和、义、祥、礼、智、信、德……那种出自古代书法大家之手的金、篆、隶、草、魏、楷字体若隐若现。这些为东西方感悟“普度众生”者所敬畏的佛面图绘，是油画，却很象雕塑；是绘画艺术，却也似书法作品；是绘画与书法为同一体的艺术品，却更是一篇篇深藏哲理奥秘的玄学篇章，透过所展现的抽象与具象内涵，引导人们去参悟。从清华美院走出去的旅法学子马泽霖，带着浓烈的东方文化元素，融入巴黎卢浮宫艺术殿堂那一方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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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是世界四大重要宗教流派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佛家讲“慈悲为怀”，油画佛面其中字意解读：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做慈；愿拔一切众生痛苦叫做悲。从清华园走出的马泽霖，带着浓烈的东方文化元素，渗透到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巴黎卢浮宫旁，他的“佛面”油画，应“不看僧面看佛面”包容性俗语，进行着东方与西方绘画艺术抽象与具象浑然一体“对话”。

　　佛绘与中国绘画的历史渊源

　　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绘画在绘画题材、审美理想、创作目的、创作理念及创作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形成一个超越东西方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绘画艺术理论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印度佛教及其艺术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与印度的绘画都是独立发展的，彼此并无多大相似之处。专家考证，当时的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以楚画为基础，以雄伟、深沉、浪漫为审美倾向的艺术雏形，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已相当卓越，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艺术上的优秀资质。但从中国绘画的总体看,仍未脱去原始古拙的遗痕，还只是一种简单、直觉的对客观世界的描绘行为。直至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聪慧的华夏民族经过分辨、选择、淘汰、消化，才逐渐形成了超越东西方的、成熟而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艺术理论和艺术思维方式。北大佛教文化研究专家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在汉代，《后汉记》中记载：“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录求佛法，并携佛经、释迦牟尼像返回京都。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料记载，也是佛教绘画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正是从那时起，佛教绘画开始影响着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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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佛面展示的是一种令人敬仰的包容。作者马泽霖独具匠心的一幅幅佛面油画，不禁让人们想起来盛唐时敬佛的“唐卡”，然而马泽霖却并非在简单的复制唐卡，而是以具象为基础进行抽象升华，使佛绘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唐卡是中国佛教绘画艺术的一种。怎样才能断定一幅唐卡是好的艺术品呢？第一要看绘画线条运用好不好；第二是色彩图绘美不美观。”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协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李唐说：“对一件唐卡，有人追求艺术性，有人追求实用性。一件艺术品主要靠其艺术性得以传承”。李唐说，佛教绘画是从佛教本身的故事里而来，是佛陀需要用形象思维来开悟人。佛教绘画受到希腊绘画的影响后东传，传到中亚一带，新疆就曾出现很多石窟。盛唐时期，传到敦煌，进而延续东传，影响了中国绘画。中国绘画从东汉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与原来道家不同的山水、花鸟、动物画。佛教绘画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吴道子是其代表。到了宋代，苏东坡把修禅融入到禅画当中，这是文人画的代表。禅画主要表现人的思想，表现形象思维。李唐认为，敦煌壁画的表现手法是中国的工笔重彩，是以线和色为主要表现手法。禅画的宗旨是提升人的心灵，让人真正得到佛陀的智慧，让人在佛陀的智慧当中得到快乐。从抽象到具象，从具象到抽象，禅画主要表现人的思想，表现形象思维。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今人马泽霖浓缩中国元素“佛面图”，是在用西画表现形式写东方“哲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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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举弥勒佛指点善财童子的故事为例，认为创造充满智慧的美好人生就是弥勒佛的精神所在。他说，其实弥勒菩萨原来并不是大肚，在中国宋代以后，才变成现在这种大肚形象。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形象？因为在宋代，就有这样一个大肚子人拿着一个布袋来布施百姓，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弥勒佛画成了大肚形象。当代，佛教绘画分为院校派、隐喻派和油画派。院校派和隐喻派都对佛教绘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表现手法，而另有不少油画家，利用油画这种新的形式来表现佛教绘画艺术。旅法华人马泽霖就是其中艺术成果显著者之一。

　　佛绘与书法的灵通

　　书法与绘画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领域，但书法艺术在中国又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哲学。把书法融进佛绘，展示了书法艺术更为深刻的哲学特点。书法所包含的哲理对人生观的引领作用至深，有造诣的书法家们大都有此感悟。艺术离不开理论，书法艺术也是受书法理论指导和制约的，因此历代的大书法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理论，他们的理论不单是论述执笔、运笔、布白、运气等等技法，而且还涉及到书法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哲学思想倾向。佛教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教派，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意识形态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法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例外，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出现了以禅宗指导书法的理论。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的三位书法家的人生观可以佐证说明。王羲之，东晋大书法家，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之际，玄学与佛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进而合流。玄学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佛家则主张“真空为体，妙有为用。随法身则万象俱寂，随智用则万象齐生。”这些思想，在玄佛日益合流的东晋时代，一般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王羲之心领神会，移情于翰墨，其笔势神气淋漓，尽得妙处风流，从而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马泽霖的佛绘上，妙用不少王羲之的草书印迹，反映出作者艺术匠心。这种艺术境界，当今西方艺术家们如不深刻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渊源，是不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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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来，佛教对我国意识形态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法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例外，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出现了以禅宗指导书法的理论。画家马泽霖把那些与佛有缘的书法经典字体嵌进油画，使佛绘在抽象与具象的艺术对话中生成了鲜明思想灵魂。

　　唐初，禅宗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争谈禅说，在文人中流行“遗文得义，忘义了心”的读书风气。书法家深受影响，竞相以“入于法而出于法”为最高书道。

　　唐代高僧怀素作为僧人更进一步，“刚入于法即跳出法”，以迅疾骇人的速度，从写成的点画中逃开，逃出章法的约束，逃出文字的牵绊，一面写，一面否认在写；旋即旋归，文字才形成，已被遗弃，被否定，被超越，被推翻。他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无可争议的位置，可以说几乎全部得益于他对禅宗的彻悟。怀素书法“随手万变，怪雨狂风，隐见莫测。”为历代书家所推崇。他高深的书法造诣显然也得益于佛教。

　　弘一法师，一代高僧，其书法“笔不设计，无矫饰，真我立于字外，含蓄自然中见性情。”有一种经大繁华、大悲忧，达于大平静、大欢欣的境界。尤其是后期书法超脱中含着不能超凡入圣的至情，一片童趣与高度修养相结合的博大深邃。他的最后遗墨“悲欣交集”，脱净铅华，真气流衍，无滞无碍，达到中国书法无态而具众美的最高境界，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得之于他佛根的深厚。弘一法师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寺，一代才人，归于黄卷，潜心研究佛学，弘扬律宗，被佛教徒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把“禅静”融入书法，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以“寂寞战胜寂寞”的无上高度。佛教通过影响书法家的人生观从而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在这三位书法家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

　　就书法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清晰的。我国的书法艺术从商周草创，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发展到极盛，又经宋元明的过渡，和清代的复兴。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书法艺术与佛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不但见识相契，艺术兴趣也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讲究理学，书法跌入低谷，只有几位崇尚佛学的僧人、居士传承了书法，如宋代的东坡居士苏轼，六一居士欧阳修，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王世贞等。

　　到了清代，佛教再次开始兴盛，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学士参佛盛行，书法艺术也开始复苏，出现了于佑任、释弘一这样的书法大家。

　　佛教对书道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书法必然有书理，书理即书道，也就是写字的原则。佛教对于中国书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文字诞生以来，写字的方法就产生了。这些书法理论长期指导着我国的书法走向，但是佛学中的禅宗出现之后，书法艺术受禅宗的影响，出现不同的四种趋向：以禅学论书法；以书法为心学；把书法变得从有法到无法；出现了透着禅意的字。以禅学论书法，即把禅机融入书法技艺中，这一类书法家认为书法艺术充满禅机。他们把书法和佛法视为一理，认为：书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字，而是禅悟。没有悟性是不可言禅的，同样没有悟性也没有书法。就象古代一位书法家说的：“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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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通过影响书法家的人生观从而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他们把书法和佛法视为一理，认为：书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字，而是禅悟。马泽霖之所以把书法融入绘画，显然深得佛家书法理论要旨。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与儒家文化实现了成功对接与融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赖永海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从学理层面来讲，儒学最核心的思想乃是心性论，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心性化过程，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代表。佛教先是受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响，后来又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儒学使得中国佛教把作为本体的“真如”和“佛性”落到了“心性”上。在印度佛教中，“真如”和“佛性”主要指抽象的本体，但禅宗却用心性来讲佛性，通过心性化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佛教又保留了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不懂中国佛学就不懂中国哲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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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绘画是从佛教本身的故事里而来，是佛陀需要用形象思维来开悟人。当代佛教绘画分为院校派、隐喻派和油画派。院校派和隐喻派都对佛教绘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表现手法，而当代还有不少油画家，利用油画这种新的形式来表现佛教绘画艺术。马泽霖虽然属典型学院派出身，但从他的展出作品看，却似乎已经兼容了隐喻派和油画派两种艺术风格，并以此在巴黎画坛艺术领域赢得初露头角的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张吉明 图片责任编辑：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