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急速地拐进东安路，道路甚是宽广，车速却渐渐地慢了下来。前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十个大字已经映入眼帘，右边的两个车道停满了挂有苏E、浙C、沪P等各地车牌的大小轿车，莫名其妙地成了合法收费的道路停车场。

走进肿瘤医院大门，迎面就是两幢大楼之间夹着的树荫公园。说是公园，只是栽有十来棵小树的平地而已，每棵小树都用大仿石条围起来。石条上散散落落，或坐或倚着各色病人及陪客。来不及细看，将我留在公园石条边，家人和同事已经进大楼去找医生了。顺手摸出手机，百度“上海肿瘤医院”，跳出的却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肿瘤医院上海市红十字会肿瘤医院”，原来是同一家医院，我缓缓地舒出一口气。

站在十四楼示教室门口，终于看到了大名鼎鼎的胡教授。微微有些胖，中等个子，正背对着我，默不出声地站在荧光屏前比对着妻递给他的磁共振片子。然后，慢慢地转过身，一张略带笑意的圆脸对着我们一行：“谁生病呀？”这也难怪，我，约一米七的个子，78公斤的体重，长得比他们还结实，也没有一点病怏怏感觉，怎么看得出是病人呢。“是我”，我向前靠了靠。坐上检查椅，“张开嘴，张大些，好”。“这样吧，先化疗”，手指轻轻地敲打着键盘，“我已经将单子输入电脑了，你化疗结束后，今天算起的第28天再来找我”。“我们要住院的，医生”，妻在一旁怯怯地说。“这个化疗都不住院，用不着住院，”胡教授迟缓而有力地说，转身拿起了另一张磁共振片子夹到荧光屏里。到了楼下，我才知道化疗就是打点滴，这么说，我这病在这医院就跟感冒挂个针一样普通。

重重地坐在注射室窄窄的套椅里，望着吊杆里挂着满满的4袋液体，心里有点怵。液体缓缓地注入静脉，与平时挂吊针没有啥区别，原先听说的要呕吐，很难受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旁边都是人，挂针的人从青春年少的小伙到颤颤危危的老人都有，也有漠不出声的姑娘和见人就聊的大妈，神态迥异。灌入耳朵的是天南地北的方言。难道他们都患了这种病？

抬头远眺，火辣辣的阳光还在无情地笼罩着整个城市，干枯的树枝无精打采地垂过窗面，肿瘤医院的院徽标在对面墙上依稀可见。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