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物简史》偶感：科学家不都是品德高尚之人

 （一）

近期重读这本书。读着读着，忽然产生一种别样的感悟：科学家们与普罗大众一样，其中投机取巧、厚脸无耻、卖弄伪善、专横跋扈、粗暴无理、持强凌弱等道德沦丧之人也并不少。这样的道德沦丧之人往往得到了社会给予的荣誉和地位，而那些认真做事、与人为善、品德高尚、不善卖弄的科学家，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却被一些道德沦丧的科学家欺世盗名、据为己有。（显然，这种感悟是基于我所属于的大部分“群众”的一个认知：科学家都是品德高尚之人。）

来看看《万物简史》中的例子。

天文学家弗里茨•兹威基，20世纪30年代提出超新星思想和宇宙暗物质猜想——他的这些理念可以说具有革命性，在这之后40多年才逐渐被天文观测所证实。然而，弗里茨•兹威基，“他以粗暴的性格和卓越的才华闻名遐迩。”“他的许多同事认为他不过是个‘恼人的小丑’。”“他咄咄逼人，最后变得如此气势汹汹，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性格温和的沃尔特•巴德——也不愿意跟他单独在一起。”他指责巴德是纳粹分子（其实不是）。“他不止一次扬言……要把巴德杀了。”可见，弗里茨•兹威基是一个多么粗暴无理之人，甚至有些持强凌弱。

罗伯特••胡克，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发现了物理学上的胡克定律，设计了显微镜和望远镜，科学上第一次描述了细胞并为之命名。但是，“胡克以好大喜功闻名，尽管有的见解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声称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愿意告诉大家。”牛顿发现并论证了那个著名的万有引力公式——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发比定律。但胡克声称他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与牛顿“为谁先发明了平方反比定律吵了起来”。显然，他想把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公布的这个定律“据为己有”。尴尬的是，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论据，更不要说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样以牛顿三大定律为基石、在充分完美的数学层面上的推导了。

理查德••欧文，英国著名生物解剖学家、古生物地质学家，19世纪中叶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主任、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创建者。《万物简史》用很多笔墨描述了理查德••欧文的恶行（因为他的恶行使19世纪的地质学跌入了低谷）。“作为解剖学家，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能做出最不要脸的坏事而又不受人指责。”1857年，欧文以提供虚假信息的手段，在权威的《丘吉尔医学指南》中将达尔文所拥有的政府采矿学院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的职位据为己有。“同时，有一位跟欧文一起工作的……博物学家当场揭穿了欧文把他的一项发现归功于自己。”“他（欧文）毫不犹豫地迫害他不喜欢的人。早年，他利用自己在地质学会的影响排斥一位名叫罗伯特•格兰特的年轻人。……格兰特吃惊地发现自己突然被剥夺了使用解剖标本的权利，而这是他进行研究必不可缺的。”“而格兰特的唯一的罪过就是显示出他很有希望成为一名解剖学家。”“欧文利用曼特尔（英国一位在古生物化石收集和研究方面有众多发现的业余古生物学家）体弱多病的状态，着手系统地从档案中勾销他的贡献，重新命名曼特尔多年以前已经命名的物种，把他发现这些物种的功劳占为己有。曼特尔还想搞一些创新的研究工作，但欧文利用自己在皇家学会的影响，确保曼特尔的大部分论文被拒绝采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地质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艾奥瓦州的曼森大坑（陨石坑），因为，艾奥瓦大学地球科学系的科学家霍•安德森和布莱恩•威策克正在研究曼森大坑与恐龙灭绝的关系。为此，他们需要在曼森的数个地点进行地下钻孔（要钻到近1000米深），这是非常花钱的事，这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算。无奈，他们和美国地质勘测局联手合作。但是，这次合作对霍•安德森和布莱恩•威策克的事业打击很大。美国地质勘测局的主要科学家不愿与霍•安德森和布莱恩•威策克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先是在美国地球物理学年会上草率宣布曼森大坑恰好与恐龙灭绝有关；而后又宣布他们修正的数据，否定了曼森大坑与恐龙灭绝的关系。而对于这些，霍•安德森和布莱恩•威策克都被蒙在鼓里，在事后的其他会议上才得知。“这真是令人吃惊，”安德森回忆说，“……我们本来有一件着实重要的东西，然后突然之间又失去了。但是，更加糟糕的是，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以为跟我们合作的人懒得与我们分享他们新的成果。”“为什么？”“谁知道呢？反正我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原来可以这么肮脏，要是你在某个层面上玩弄的话。”

20世纪中叶，当科学界对DNA的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1944年，……一个由才华横溢而生性羞怯的加拿大科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雷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15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成功的证明DNA根本不是一种惰性分子，而是遗传过程中极为活跃的信息载体。奥地利出生的生化学家埃尔文•查迦夫后来严肃地指出，埃弗雷的发现值得获两次诺贝尔奖。”“不幸的是，埃弗雷遭到研究所里的一位同事的反对，这人……是一个……蛋白质研究学者。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对埃弗雷的工作百般刁难——据说，他甚至极力劝说斯德哥尔摩的卡洛林斯卡研究所当局不要授予埃弗雷诺贝尔奖。埃弗雷当时已经60岁，身心疲惫的他……辞去了工作，从此再也没有进行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