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康德发表了一篇论文，英文题为Perpetual Peace，中文一般译为《永久和平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只要世界各国都采取共和制，永久和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康德的这一思想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重要源泉。

      康德的看法是否成立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观点的性质。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政体通过何种方式产生，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包括战争决策。这种断言是否站得住脚呢？

       人类政权或领袖的产生有多种途径。原始时代，我国有禅让制度。相传尧年老后让位与舜，舜让位与禹。这种制度过于久远，对决策或战争的影响如何很难考证。泛泛地讲，禅让主要的依据是贤能。而贤能是当权者个人的判断。因此对未来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前任的想法。如果前任水平不高，禅让的结果就不会好。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里，政权的更迭主要是通过王室血缘继承进行。此外，常见的政权更迭方式还有王子互斗残杀、诸侯大臣篡位、农民起义称王、通过入侵灭国等。除了农民起义，其他几种方式和民众的关系不大。而农民起义形成的新政权也只是在早期对民意有所考虑。一旦政权巩固，就又成了皇族的家天下。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地主阶级的主要考虑是扩大其占有的土地面积，而战争是达到此目的的最直接手段。皇帝可以通过战争扩大领土，如秦始皇统一六国。诸侯和将军可以获得更多的封地。因此，尽管民众对战争没什么热情，反而有各种怨恨，但战争还是频繁发生。这种怨恨，在古代文学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中有清楚的反应。所以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皇帝产生的程序决定了封建社会战争会频繁进行。人民对战争决策无法制约。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就必须有大量民众参与。而通过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必须考虑选民对各种决策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普通的选民通过战争获得的好处有限。历史表明，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民众大都希望和平，以便安居立业。战争一旦爆发，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民众的这种天然的反战倾向，必然会影响到通过选举上台的领导人的决策。因此，现代西方国家宣战是个很麻烦的事，不像过去的君主拍拍脑袋就行。美国打伊拉克，必须说它有生化武器，通过造谣恐吓绑架民众，使民众同意战争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只有统治阶级自己知道的政治经济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是物质基础，因此战争的最根本动力往往是物质利益。但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政权的形成过程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对经济基础有自己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承认政权形成方式对决策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该被夸大。民主国家受利益驱使必要时也是要打仗的。所以说，民主和平论不是一个准确的论述。更严谨的说法是，民主对决策有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和平和战争，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如国家税收、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环境、老年人赡养等等。民主对和平具体有什么影响，不是说一句话就行了，而是要具体分析，得出理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