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刘云若
吴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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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路和河北路的交口,有一条小胡同,叫顺和里。这是德式的三层连栋单元,砖木结构。在四号院的三层,住着天津一位著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大家刘云若。在没有拆迁之前,我住在新华路242号,距离河北路仅有一街之隔,还记得顺和里的胡同口有一家修锁的师傅,有一个修车的长摊。我站在那里修自行车,看着四号院那红转的楼房,想起了我的这位乡贤刘云若。
后来,带着学生去北京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在第49号展位,陈列着刘云若的17部长篇小说。我与学生们侃侃而谈,介绍着这位乡贤。他20岁开始写作,写了20年,累积2000万字,奉献了长篇巨制50余部。在应该是天津的骄傲。我的同事汪贻菡要开一门《现代文学佚史》,我叮嘱她,刘云若应该列入专题。
挖掘津派小说,也应该从刘云若研究开始。
刘云若原名兆熊(一说兆麟),本名刘存有,字渭贤。出生于1903年2月,天津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民国通俗小说巨匠。曾在铁路系统的扶轮学校(现天津市扶轮中学)读书,课馀喜欢作诗词短文投诸报刊,深得活跃于津沽文坛的名编辑王小隐、吴秋尘的赞赏。
上世纪20年代末,他受聘为《商报画刊》主编并兼办《商报》副刊《鲜花庄》。
1930年底,原《商报》编辑沙大风创办了《天风报》,遂邀刘云若任副刊《黑旋风》主编。此时,他才开始试写第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刊出後大受欢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後写出40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较著
名者有《红杏出墙记》、《歌舞江山》、《情海归帆》、《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并自办《大报》,後因转载《新生》杂志所发《闲话皇帝》而惹怒日寇被查封。
30年代的旧天津,随着刘云若的走红,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津作家写天津人的小说。这大概可以认定是津派小说的发端吧。
他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天津读者欢迎,是因为他太熟悉天津这块土地、太熟悉天津的底层社会了。长篇言情小说《红杏出墙记》早在1943年---1944年间,就由当时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1948年,小说《粉墨筝琶》也被搬上银幕。90年代末期,作家刘毅然、余华等人,将小说《红杏出墙记》重新改编成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播出后,竟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与欢迎。刘云若的作品至今仍在海内外畅销,不能不说他的小说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1950年2月18日,刘云若在家中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年仅47岁。原故居在今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顺和里4号三楼,现在已经拆迁。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刘云若的生命之旅,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内忧外患的浓缩。虽然其作品以都市青年的恋情为线,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作品表现出青年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写出了他们在爱情与国难冲突中的苦闷之情。在各种先锋派小说喧嚣一时之後,在评论界呼吁小说创作返璞归真的当今,在长篇小说创作受到量多质次困扰,大批纯文学期刊倒闭的今天,重读一下刘云若的小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1903年,刘云若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名兆熊,曾在铁路系统的扶轮学校读书,于四书五经多有涉猎,课馀喜欢作诗词短文投诸报刊。
《东方时报》原是英国人辛博森创办的报纸,该报副刊编辑吴秋尘很欣赏刘云若的才华,经他推荐,刘云若结识了天津著名报人王小隐。王小隐系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授,他也被刘云若的才华所折服。
1926年冯武越在津创办《北洋画报》,经王小隐推荐,冯不惜以百元月薪聘其为编辑,但他随之也要承担整个编辑部的工作。虽然在他後来名声鹊起之时,因不堪忍受冯之盘剥,拂袖而去,但他能从一个文学青年最终成为一代社会言情小说高手并自办报刊,未尝不是在此锤炼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末,他受聘为《商报画刊》主编并兼办《商报》副刊《鲜花庄》。
1930年底,原《商报》编辑沙大风得到天津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经理黄文谦及京剧名旦荀慧生资助,创办了《天风报》,遂邀刘云若任副刊《黑旋风》主编。此时,他才开始试写第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刊出后大受欢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37年抗战开始,他闭门专事创作。代表作有《春风回梦》、《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等。
1948年,其作品《粉墨筝琶》搬上银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同年1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身为作家的刘云若并不想让自己沉寂下来,他拖着病身访问人民子弟兵,同时刘云若还应阿英之约,为天津《星报》撰写新的长篇章回小说《云破月来》。
刘云若1950年2月18日去世于家中,年仅47岁。 有关刘云若的死因,也有各种传说,因为刘云若身材魁梧,体质比较好,为什么会突然心脏病发作呢?据资料记载,刘云若的长篇言情小说《红杏出墙记》早在日伪统治后期,即1943年-1944年间,由当时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扮演林白萍、张芷华、仲膺、淑敏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周曼华(男)、徐凤(男)、孙景璐等四人。被搬上银幕的小说,还有《粉墨筝巴》,童芷苓出演女一号大巧,项堃出演男一号程翥青。这部带有抗战色彩的影片,在四十年代末公映后,曾轰动一时。影片上映时,解放不久的天津,整个社会风气对于《红杏出墙记》之类的影片,抱着很强烈的排斥及批判态度,这也正是刘云若所担心的。
据说,正是在解放后到剧场观看了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红杏出墙记》,回家后的刘云若才死于心脏病的。关于刘云若的去世,最先报道消息的是上海的《新民晚报》,接着,天津的《新生晚报》也开始刊登一些短文评说刘云若及其小说。
天津作家肖海地曾在《今晚报》上撰文提及刘云若的去世:“……令人遗憾和难过的是,在刘云若去世之后,在他生前的好友中,天津只有一个人为他撰写了一篇简短的悼文,此人就是歌曲《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的词作者招司。就是这样一篇小小的悼念文章,竟招来一些人的责怪和非议,说不必为刘云若这样一位旧文人树碑立传……”
刘云若去世时,正是旧历庚寅年正月初二,死后的凄凉是令人哀叹的。刘云若死后,留下夫人于颂熙及两个女儿美文、美珠,美文13岁,美珠3岁。
90年代末期,作家刘毅然、余华等人,曾将刘云若的小说《红杏出墙记》重新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播出后,竟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与欢迎。这与当年刘云若看了电影《红杏出墙记》后心脏病发作去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云若在其短暂的20年写作生涯中,20余部近两千万字的长篇巨制,均为不经意间或在游戏中“信手拈来”。
1926年,广东人冯武越正在天津创办《北洋画报》,急需一位编报、写稿能力强的编辑,王小隐便将刘云若推荐给了冯武越,冯武越遂以百元月薪聘请了刘云若为报社编辑。天津著名报人吴云心在《天津报海钩沉》一文里回忆刘云若时说“……从工资数字上看,当时是不算少的,但是从工作要求上看,却充分使用了刘云若的力量。他要写文章,编版面,校对,付印,一包在内。刘云若后来在一部小说中写了一个小报编辑,这个编辑,由编到校,什么都干,还要为内掌柜看孩子,当义务保姆。他写得当然不免夸张,实际上是写他自己,骂冯武越。刘云若后来感觉到冯武越剥削太甚,拂袖而去。但若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刘云若从一介书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名望,未尝不是在《北洋画报》一个时期锻炼而成。这又反映了了冯武越能够识别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优点……”
正如老报人吴云心所说言,刘云若是一位极具创意和策划能力的报纸编辑,他在《北洋画报》担任编辑时并无助手,编辑、校对均由他一手承办,使该报在质量上达到了最高峰,刘若云也凭此在天津报界小有名气。此外,刘云若还在做编辑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旧体诗词,文章大都针砭时弊。
刘云若辞掉了《北洋画报》编辑一职之后,改投天津《商报画报》,成为该报主编,改副刊《杂货店》为《鲜花庄》,并亲自主持。为此,刘云若拿出全部才力,将《商报画报》办得很有特色,意将《北洋画报》比下去。在《商报画报》编辑部里,有一位编辑与刘云若私交甚好,此
人名叫沙大风,字天游,号沙氏乐府、挽谭佘室。
沙大风和刘云若相识于《北洋画报》,当时沙大风在该画报主编的栏目叫“戏剧专刊”,之后又来到《商报画报》做编辑,又与刘云若同在一个编辑部里工作。沙大风酷爱京剧,曾主办过当时轰动天津的“四大名旦”选举活动,与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私交很好。
1930年春天,沙大风从《商报画报》辞职,一人独自创办了《天风报》,因此也得到了荀慧生的私下资助。沙大风在报纸出版之时,聘请刘云若为该报副刊《黑旋风》的主编,并力邀刘云若为《天风报》撰写小说。因为在此之前,刘云若曾撰写过社会言情小说《燕蹴红英录》,但因种种原因,这部小说“惟以中道崩殂,未能问世”,但刘云若的写作才华,还是令沙大风极为器重和赏识。沙大风的这个举动,正与一直想在长篇通俗小说上一试身手的刘云若不谋而合。于是,刘云若决定为《天风报》撰写一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这部被刘云若戏称为“仅以游戏出之”的小说,正式在《天风报》上连载以来,大受天津各个阶层读者的欢迎,也使《天风报》在发行量上再创新高,使其跻身于天津报界之林。
1930年,他27岁时,其长篇社会言情处女作《春风回梦记》便在天津《天风报》上连载了,刊出后好评如潮,受欢迎程度甚至直逼当时“霸主”张恨水,并从此结束了天津通俗小说作家在天津大报大刊上只能“挎刀”不能挂“头牌”的历史。
1931年1月,大陆广告公司出版广告介绍《春风回梦记》时说:“……如温犀禹鼎,烛物无循形,学士大夫与贩夫走卒同为刺激感动……”要求续写之函“在数千封以上”。同年4月,《春风回梦记》由大陆广告公司出版。随着《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杀青,刘云若更成了平津报刊炙手可热的作家,一时间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刘云若同时为几家报刊撰写小说连载。他不打草稿挥笔成章,且写作从不受时空所限,从书桌、床头、枕边、座椅、膝盖,到书房、戏院、饭馆、茶楼、澡堂 乃至烟馆、厕所,都是他小说的产地。由于随时都会被人催稿,他写作时的纸张也五花八门,茶叶纸、糕点包装纸、月份牌纸、烟盒纸乃至报纸边、墙头告示等均成为他小说的稿纸。
沙大风让刘云若在《天风报》撰写发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的同时,还让刘云若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发表,例如刘云若撰写的一系列《垃圾人物志》,便是在《天风报》上发表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刘云若干脆闭门写作,极少与外界联系,而沙大风则在天津沦陷之后不知去向,杳无音信。刘云若这一时期抽大烟抽得很厉害,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刘云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故国遥看,愧未能芒鞋道左;小楼孤守,尚有志皂帽辽东。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月,36岁的刘云若撰写的长篇小说《情海归帆》由京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为刘云若的朋友,沙大风专门为这部小说写了序言:“天津桥上,有怪杰焉,刘子云若是也。云若抱不世之才华,聪明绝顶,文章犹其余事,而乃不慕利禄,不求闻达,日处斗室,挥生花笔,写人间世。举凡脂粉地狱可悲可泣之事迹,尽入其腕底毫尖,使魑魅无所循形,有情终成眷属。其文章之绮丽哀感,叙事之宛转曲折,使人雒诵回环,不知个中人之是真是幻,其下笔有如神助……”
《春风回梦记》发表于1931年,当时刘云若年仅28岁。小说描写旧家少爷陆惊寰与卖唱女如莲之间的爱情悲剧。如莲为能与陆惊寰结婚,决定先下海到妓院为母亲赚取养老费,再同惊寰结婚。惊寰为尊父命迎娶一位传统女性,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惊寰来到妓院与如莲幽会,被惊寰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惊寰放弃如莲,若愚弄出几条计策让如莲远离惊寰,但若愚却不晓得,他所伤害的如莲,却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如莲决定成全惊寰,决定远离他。后来,惊寰得知如莲的一片苦心,决定迎娶她做妻子,但为时已晚,如莲竟因思念惊寰而死。不久,惊寰的妻子也因病故去。伤心欲绝的惊寰只得给如莲和自己的妻子合出了一场大殡……
从《春风回梦记》开始,刘云若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不断地写 ,先后写出了《旧巷斜阳》、《小扬州志》、《红杏出墙记》、《粉墨筝笆》、《冰弦弹月》、《白河月》、《春水红霞》、《碧海青天》、《情海归帆》等40余部长篇社会言情小说,刘云若也因此成为一代小说巨匠。
在刘云若的40多部小说中,均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特点,那就是虽在报纸上连载,但却因战争等其他因素经常中断,能终篇者很少。《春风回梦记》也不例外,也曾因事中断,后应读者要求,刘云若应大陆广告公司之约,写完了最后的六万字。
刘云若为天津《星报》撰写新的长篇章回小说《云破月来》。但小说只连载了四期,便因刘云若的突然去世而不得不中断,真的成了“永无续稿”。如果不是刘云若英年早逝,这部讴歌新生活的小说,一定会再次赢得读者的喝彩!
据资料记载,《云破月来》是刘云若一部追悼旧情的小说,故事描写天津解放前两年直到天津解放这段时间,生活在大成公寓里的卖纸烟糖果的、铜铁匠、缝鞋匠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群穷苦百姓苦尽甘来的过程。因为小说没有全部发表完毕,《星报》于1950年3月6日、9日先后两期,将该小说的故事梗概刊出,以此结束连载。几天后,该报又从刘云若的遗著《垃圾人物志》里选出若干篇,分期刊出。
刘云若是一位才子,也是一位情种。20世纪20年代,他就成为一位以言情小说见长的作家,一生写过四十多部作品。在他的笔下,社会风情、世态沧桑、时代折影、命运无常都十分鲜活,对人生人情有深切的感悟。
30年代的旧天津,连载于各大报纸的小说中,以社会言情小说家陈慎言和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的小说最受天津读者欢迎,但这二人却不是天津人。刘云若的走红,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津作家写天津人的小说。
刘云若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天津读者欢迎,是因为他太熟悉天津这块土地、太熟悉天津的底层社会了。在刘云若的长篇小说《小扬州志》的开篇中,他对此直言不讳:“……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至于这一篇该说些什么呢?俗语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下不敢吹牛,倘若早生三十年,大约可以在天津弄个一品大秀才玩玩,譬如有人问我:你这秀才,对天下哪一处事最为明白呢?那我只能告诉他:对天津的事知道得最为亲切。如此说来,在下既是中国治下天津生长的人,似乎不必好高骛远,另去混说什么,好照样谈谈天津好了,所以就写了这一部《小扬州志》……”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刘云若的生命之旅,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内忧外患的浓缩。读刘云若的小说,初始很随意,中间也轻松,但掩卷之后便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回味。在评论界呼吁小说创作“返璞归真”的当今,在长篇小说创作受到量多质次困扰,大批纯文学期刊倒闭的今天,重读一下刘云若的小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沙大风在回忆刘云若的这部小说给《天风报》带来的知名度时说:“天风因春风为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从此,刘云若一发不可收拾,终成一代小说大家,被时人誉为“五百年来无此奇”。刘云若的挚友、著名学者刘叶秋等人说,刘云若一天要同时为四五家报纸撰写小说连载。每每在饮酒喝茶看戏洗澡的应酬间,逢报馆伙计前来催稿时,他便随手拿起身边可写字的纸张,从账房借来笔墨,在嘴角舔舔或蘸蘸桌上的茶水便埋头写来,一刻工夫一气呵成。写就后撕下一行字放入口袋中,以备翌日续写所用。而所写字数与当日报纸所预留版位字数恰好相当,而且字体工整清晰,是当年排字工人最喜欢的“内行字”。甲报伙计刚走,乙报编辑又到,于是他又如法炮制另一部。随后丙、丁报馆伙计依次到来,他便依次续写,且情节各异互不相混,各部书中的故事发展与人物音容笑貌日后连读精彩各异,宛如精心构思反复修炼之作,即使放在今日观之也是民国通俗小说中的精品。他这种写作方式一时传为美谈。倪斯霆在《从张恨水陈列馆开馆所想到的》文中称:“……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一代通俗小说作家的最大悲剧,就是当初他们是以通俗小说出名成家,但后来随着舆论界的偏见与误解,他们又总是‘悔其少作’,产生一种自怨自艾自轻自卑的心理。四十年代战斗在重庆的张恨水尚且如此,遑论在当时也是以写通俗小说成名的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了。以著名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为例,尽管他曾被郑振铎、徐铸成等人认为其小说艺术要超过张恨水,但其至今仍难在文学史上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为其建立纪念馆更是难以想象。何故?偏见使然。据悉,天津历史博物馆拟建天津近代名人蜡像馆,欲将刘云若与宫白羽收入。民国时期天津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都在荧屏热播。几家出版社也将刘云若多部作品重新出版,使他成了继张爱玲等人之后,又一位走出历史烟尘的民国“出土”名家。
尘封的历史也有拨开迷雾的一天,我们的这位伟大的乡贤,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注意了。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各据一方领地,本没有高下之分,我们为什么要自轻自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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