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粲墓（M1)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必素 彭 万 韦松恒 

1. 墓葬概况

杨粲墓［1]，为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男女墓室南北并列，结构对称，由墓门、前室、后室、两室间过道共四个部分组成，由496块白砂岩条石砌筑而成，占地64平方米，墓向257°(图4-3)。

墓葬内雕刻丰富，除前室外，全墓遍施雕刻，共190幅，其中人物雕像28尊，仿木构建筑、动物、花草和几何图案雕刻共162幅（图4-4)。

男女墓前、后室墓门4座，均有仿木格子门扉，双面雕刻，中层饰双腰串和腰华板，上、下为障水板。前室墓门外两侧立颊正面有浮雕武士四尊，前室通常为放置随葬品的地方，在早年的清理过程中，在前室发现有墓志铭残片。后室墓顶有前后两藻井，前为券拱顶藻井，东、西侧分别饰浮雕朱雀、玄武，后为长方形斜坡藻井，藻井内为一长方形匾刻，边框南北各雕一龙，东为双凤衔枝，西为莲花。匾框内雕刻文字，男室为“庆栋”，女室为“德宇”。后室前横梁背面和后横梁正面，均有龙头形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抹角八棱柱和柱础等仿木构建筑雕刻。

后壁上部有两重壁龛，龛外遍施抹角八棱石柱、础、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挑檐枋和屋顶等仿木构雕刻。龛内墓主人雕像端坐于龙头靠椅之上，龛外两侧各立一侍从。龛下饰连弧纹、壶门忍冬纹、菱形出纹及团花图案等。

后室南北两壁结构和装饰对称分布。上部壁龛分两层，龛外两侧站立武士和文官（女室为女官）雕像各一尊，武士雕像与墓门外两侧者基本相似，文官头戴长脚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袍，双手持笏于胸前；女官头戴后圆前方偃脚幞头，身着圆领右衽宽袖长袍，双手捧六角形奁或汗巾。外龛两侧有镂雕青龙、白虎圆柱，柱下有柱础，柱上有阑额、雀替、柱头枋、散斗、挑檐枋和屋顶等仿木构雕刻，男室龛内为“童子启门”雕刻，女室为“童女启门”雕刻。后室下部装饰“野鹿衔芝”、曲腿几案、几何纹、蔓草纹及牡丹、秋葵、菊花、芙蓉等团花图案。

棺床置于后室墓底之上，由五块厚条石拼合而成，棺床两侧圆雕四条缠绕龙，将棺床托起，四个龙头位于棺床四角。两室棺床之下，均有圆筒形平底的土质腰坑，直径0.9、深约0.59米，内置铜鼓，鼓面朝下，鼓内有淤土。男室腰坑铜鼓，通高0.28、鼓面直径0.445、足直径0.435米，重12.25千克，鼓身内外表面有用铜钱铸造的痕迹，残存部分钱币可辨认者为“元”“祐”“通”三个字，“祐”字仅见行书，“元”“通”二字有篆、行书两体，应为“元祐通宝”铜钱；女室腰坑铜鼓，形制与男室腰坑铜鼓同，通高0.3、鼓面直径0.495、足直径0.5米，重17.75千克，为遵义型铜鼓标型器。腰坑底部放置“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周围还有大量铁钱。男女两室后端有过道相通，中有对开仿木格子门，门下有槛，槛下有五级台阶，有曲腿几案、长方形框、连弧纹等装饰。过道东壁刻有“进贡人”像两尊，卷发、赤膊、跣足，双手供托圆盘过头，盘内放置珊瑚、犀角等进贡之物。

1957年对杨粲墓进行清理时，墓葬已被盗掘，墓内仅残存少量随葬器物，有墓碑、镇墓石、墓志、铜鼓、瓷器、铜镜、钱币等。

杨粲墓出土墓碑残块2件，出土于墓门前中间石台的封土中，系杨文为其祖父杨粲及祖母杨粲夫人所立（图4-5).杨粲墓碑残高0.28、宽0.35米，中间篆刻“宋赠武节……”，“节”字后有半个模糊的“大”字。两侧刻正楷文字，右侧由上至下为“太岁丁未淳祐”，左侧由上至下为“嗣孙武……”。“太岁丁未淳祐”即南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杨粲夫人墓碑残高0.25、宽0.28米，中间篆刻“有宋赠武……”。两侧刻正楷文字，右侧由上至下为“太岁辛亥”，左侧由上至下为“嗣孙武功大夫左卫将军知播州……”。“太岁辛亥”即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根据两块残碑对应墓主入葬时间知，杨粲较其妻先逝。

两方镇墓石出土于两室墓主雕像背后的填土中，反映修建墓葬时的情形。杨粲镇墓石长0.47、宽0.16、厚0.06米，正中一行符箓体文“敕太一上三台皇天垕土镇坟大吉”，“敕”字上饰三台星；女室正中一行符箓体文“敕太一上三台皇天垕土永保寿堂”，“敕”“皇”二字上有三台星、北斗装饰，两侧楷书“太上神符”“永镇寿堂”八字（图4-6).宋苏轼《书温公志文异圹之语》云：“古今葬者皆为一室，独蜀人为同坟而异藏，其间为通道，高不及眉，广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谓之“寿堂”。”寿堂，即为生者预造之坟墓。女室镇墓石为“寿堂”铭文显示杨粲先于其夫人去世，这与《杨氏家传》记载相吻合，杨价“父没，以郡政畀其子文，专志养母”［2]。

杨粲墓出土墓志铭一方，已残损成8块，在男室前室和墓门外发现，乃杨粲墓志铭。其出土位置原在男墓前室内，与明代土司墓将墓志置于的做法有别。复原墓志应为方形，约1.2米见方，残字墓志约为全文的1/4,有300余字，记载杨粲家世及个人经历事迹（图4-7)。现将杨粲墓志铭刊于下：

……干办……其

……白天麟编次并铭

……曲水县尉何璟光撰

……管机密文字何大观书丹

……军沿边都巡检使田庆裕篆盖

……祸裂，上赖祖功宗德，人……蜀无雍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求其……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思勉得旨出家，……孙口，慨然发愤，献所得三州之土，世为藩屏。衣……年未弱冠，罹厥考武经凶变，蹄踊哭泣，哀毁过情。……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焕然鼎新，栅木小……孀亲，我则先受口孝之名，师出为不义之举，其如口……已私。适开禧丁卯，逆曦僭叛，传邮甫至。……之服期……或临营阵守……则克，祭期受福，此……前古是必有其……无虚日，或以亲告老，或……无竭涸。与坐……喜怒不形于色，委役治事，不求其……公当世英伟……襟洞无城府，不以富贵骄人，不以势……日，知与不知，皆……月二十五日终于正寝，享年……人一，子价，任珍……孙女四，庶子二：曰佐，曰佑。孤子价……之丧，葬于本堡。……口然泣血之请，义难固辞，异时……臣孝子之传，可不……奏功，精忠贯……甲岗……

杨粲墓两墓室腰坑内出土铜鼓各一面，形制基本一致。女室铜鼓纹饰精美，造型凝重，女室铜鼓被定为我国南方遵义型铜鼓的标准器。另出土了梅瓶1件、影青瓷碗5件、铜镜1面，还出土了金花片、银抓钉、铁钉、铁棺环、铁三脚架、铜钱等金属器物（图4-8)。

杨粲墓墓上建筑情况，因早年未予以关注，后又多次维修，已无法探明。1957年清理时仅在墓室外发现墓碑。20世纪80年代在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在墓前发现一些石构件如带隼条石和地漏，以及筒瓦、瓦当等物，这些遗物俱为南宋遗物，应与墓上建筑密切相关。2017年我们对皇坟嘴墓地进行清理时在杨粲墓封土后方现杨粲墓博物馆围墙外发现了残存墓园垣墙遗迹，其中出土了宋代板瓦，证明杨粲墓有墓园存在。结合墓前出土的建筑构件判断，推测杨粲墓前可能存在享堂一类祭祀性建筑遗存。另在杨粲墓前发现了圆雕石人和石马残块，结合后世杨文、杨汉英墓均有神道及神道碑，杨烈墓前有石瓮仲的情况，推测杨粲墓亦有神道，这些圆雕石人和石马残块应是墓前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残件（图4-9)。

2.墓葬修建年代及建墓人

杨粲墓，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杨氏土司土坑石室墓，也是确知的杨氏诸墓中年代最早的墓葬。出土两块残碑对应墓主入葬时间，1957年发掘后，即以1247年作为杨粲墓构筑时间的下限。

李衍垣认为杨粲墓可能是杨文执政时于此年为其祖父重修的迁葬墓［3].但据发现于前室的墓志“孤子价……之丧，葬于本堡”的铭文，似乎杨粲墓又是为其子杨价所葬。据目前的考古材料，播州杨氏土司夫人有权厝待与夫合葬，杨氏家族杨子亦曾“权殡”［4],土司墓葬暂无权殡厝葬墓的发现。

杨粲墓修筑的时间，应在其父杨轸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将司治迁到穆家川，白锦堡废弃之后，墓志铭亦明确指出“葬于本堡”。据杨粲墓志铭，杨粲于“嘉泰（1201~1204年）初袭播州安抚使”，即1201年已经袭职的可能性较大。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杨价于“绍定（1228～1233年）中袭职”，另据《玉皇观碑》载，南宋宝庆丁亥岁（1227年），杨价“乃独断于衷，鸠工度材，即地创宇，署曰“大报天正一宫＇”［5],由此来看，杨价于1227年左右袭职的可能性大，才能“独断于衷”。故粲于杨价袭职（“绍定中”，即1227年前）前离世的可能性大，即杨粲统领播州时期在1201～1227年。而且粲子杨价的卒年是明确的，据《杨文神道碑》，“岁癸卯（1243年），忠显（价）即世，君（文）哀慕摧毁，有诏夺请，强起授职”［6],即价终于淳祐三年（1243年）。杨价墓腰坑陶鼓中出土陶钱俱铭“绍定元年”，即1228年，如推测无误，则应是纪念其统领播州的开始时间，即袭职时间。同时《遵义府志》《杨氏家传》俱载：“（价）父没，以郡政畀其子文，专志养母。端平中（1235年），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制置使赵彦讷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帅家世自瞻之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诏授雄威都统制。未几，复白锦堡为播州，文领郡，价统兵如故。”此段记载也印证了杨粲于1235年前已经离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推断杨粲于1227年左右去世，这与文献相吻合，“嘉熙三年（1239年）复设播州沿边安抚司，设播州沿边安抚使”，此即指《杨氏家传》所载“未几，复白锦堡为播州，文领郡，价统兵如故”事，此年应该是记播州建置的变化，而不是说杨文于此年即位，而是指“杨文继续领郡”，杨价继续“统兵如故”，说明杨文于1239年之前已经袭职，杨粲已故。《杨文神道碑》所记1243年，杨价去世，杨文“哀慕摧毁，有诏夺情，强起授职”，应指的是杨文继杨价后的继续抗蒙，而非其袭播州职。

杨粲墓的起修时间应在杨粲死后不久，即在1227年左右，另据杨粲墓志铭“孤子价……之丧，葬于本堡”的记载可知杨粲是由其子杨价安葬的，这和墓葬的起修时间亦是吻合的。墓志篆盖人为田庆裕，据贵州省博物馆藏《黔南田氏宗谱》载：田庆裕“字好义，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思州军民劝农事，统夔路兵马节度使。……公生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乙酉，卒于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己卯”［7]。另《宋会要辑稿》载：“十二月二十一日，思州言，杨氏乞故夫田祖行在任酬赏，回授与孙男田庆裕等补官。”［8]可知田庆裕祖母为杨氏，南宋初期思州刺史田祐恭、田汝端等亦娶杨氏为妻，因此至迟从南宋初期开始，杨氏与思州田氏已经开始联姻。杨价的夫人即为思州田氏，田庆裕的夫人为杨氏，系播州杨氏的可能性很大。在通常情况下，墓志的编撰、书丹、篆盖者，与死者生前有一定交往，多为亲朋、僚属、师生关系，或为有名望之人书写，年龄未必相仿，甚至悬殊有如子孙。田庆裕为杨粲篆盖，既是思州土官，亦是亲戚关系，杨粲墓为杨价所修并安排入葬，故田庆裕应是受杨价所托为其父篆盖。篆盖的下限时间应是杨价离世时间，即1243年之前，而非杨文为杨粲立碑时间，即1247年。因此田庆裕为杨粲篆盖时，最大年龄仅仅17岁，但已袭任“……军沿边都巡检使”，已过了成人“冠”礼的年龄，符合《家礼》的年龄规定。

在杨粲墓前石台的封土中，出土的两块残墓碑，系杨文为其祖父杨粲及祖父母杨粲夫人所立，分别立于1247年和1251年。但杨粲墓系由其子杨价于1227年左右开始修建，墓志铭信息显示一次性修建的可能性大，而且从墓室的结构看，亦没有经过二次修建的迹象，因此杨粲墓最迟应完工于杨价卒年1243年以前，而非杨文为其祖父立碑时间1247年。而杨文于1247年为其祖父立碑，恰好在淳祐六年（1246年）杨文因抗蒙有功“以累次功赏转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之后，也许与此事有关。而杨粲夫人立碑时间1251年，应是杨粲夫人的安葬时间。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杨粲墓的规模和雕刻的复杂程度判断，杨粲墓的起建上限当不早于1227年，其完工下限当不晚于1243年。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杨浆墓发掘报告（初稿）》（油印本）。

［2](明）宋濂：《杨氏家传》，《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册，第1127页。

［3]李衍垣：《播州土司考古发现及研究》，《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页。

［4]刘世野：《杨子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等编：《遵义县文物志（第二集）》（内部印行），2003年，第29、30页。

［5](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点校：《遵义府志》卷十一《金石》，巴蜀书社，2013年，第184页。

［6]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墓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7]引自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三千八百七十五《职官六一》，中华书局，1957年，第95册，第3769页。

注：源于《牧司一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管窥>》彩印精装，(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