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人生在四十二岁出使西魏后发生巨大的转折，在经历过“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的安定闲适后，也品尝到了“冬严日不暖，岁晚风多朔”（《和张侍中述怀》）的凄苦怆然。前期南朝文风的华丽绮靡，受北朝雄浑刚劲的诗风的影响而达到了“穷南北之胜”的新高度。诗文的主题也从宫廷中走出，变得开阔而多元。写于北周保定三年到四年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则是庾信后期作品的巅峰之作。庾信诗文善用典故，常将思想感情的抒发寓于史事当中。由南入北遭遇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找到慰藉，用这二十七首诗作与阮籍进行穿越时空的唱和。

    一、相似的历史境遇与情感体验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心理是最矛盾微妙的。与出生于“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世族家庭生活优越的庾信不同，阮籍早年丧父生活艰辛，再加上政权更迭，社会动荡，造就了他敏感的性格与细致入微的美学体验。而他与同道嵇康也不同，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而阮籍虽作“青白眼”，但终究没有如嵇康般的洒脱任性。是否与司马氏合作，成为了诗人心中的矛盾根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服务于这样一个毫无合法性的政权，受儒家影响极深的诗人产生了本能的抵触；而在文人朝不保夕的政治环境下，也受严峻的成长与生活环境的影响，入仕是阮籍必然的选择，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政治斗争中保全性命——“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这样的矛盾郁结在阮籍的内心，发于纸上便形成了同时期诗文中罕见的张力。

    同样因政权的动荡，庾信也在煎熬与矛盾中度过了自己在边塞的生活。江陵倾覆后，西魏开始笼络庾信，他被授予比在梁朝还要高的官位。“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周书》本传），对于江南的怀念却始终成为着他后期诗歌的主题。庾信身历四朝，世族家庭的出身让他对仕途极为贪恋，但家破人亡的苦痛却在心头挥之不去。“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拟咏怀（其三）》），“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拟咏怀（其四）》），“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拟咏怀（其五）》），可见他一直认为自己像抵押的人质拘留于北方不得遣返，自己是梁朝的忠臣，这样的心理与他服务于北方政权的行为形成了矛盾。而自己这样的境遇恐怕又有谁能够理解呢？“唯彼穷途恸，治愈行路难”（《拟咏怀（其四）》），只有穷途而哭的阮籍才能真正明白我的两难。这二十一首的《拟咏怀》便足以道明庾信与阮籍心灵上的相通。

     二、“拟咏怀”中的“拟”——对心灵世界的直接袒露

    阮籍所处的魏晋时代是诗歌自觉的时代，从“诗言志”转变为“诗缘情”，诗歌脱离功利地目的，而更加成为诗人单纯抒发情感的方式。在这一时期，自我价值得到凸显，诗人更关注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诗歌开始“向内转”。阮籍的诗歌便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诗人敏锐地察觉情感变化的波澜，细致地表达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其一）》）

    “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咏怀诗（其九）》）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

    以上几句中，诗人用第一人称“我”来抒情，夜中徘徊而更添忧思之情；听到游荡者悲凉的秋声，而凄怆枉然；想到临渊履薄的恶劣环境，而心生焦虑……诗人虽没有直接说明心情的来由，却对彼刻的心境作了十分细致入微的描摹与袒露。诗人的自我形象是鲜明突出的，明朗与晦涩，矛盾地统一起来。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咏怀诗（其十一）》）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咏怀诗（其十八）》）

    “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咏怀诗（其三十六）》）

    而这几句中，诗人又将自己的情感和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景物中有诗人的感情寄托，也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远眺令我惆怅，而暮春的景致也拨动我感伤的心弦；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让诗人无法忍受，只有瞻仰高洁的青松，才能忆起当年自己的初心；四下无人可与交谈，或许无依无靠的东飞鸟儿可以慰藉我的愁苦……与景物的对话，更能凸显作者孤单的心境。

    而庾信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与抒发，和阮籍是极为相似的，这也是庾信“拟咏怀”中“拟”的所在。

   “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有真气，昏昏有俗心”（《拟咏怀（其一）》）

   “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拟咏怀（其五）》）

   “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其十八）》）

   “其觉乃于于，其忧惟悄悄”（《拟咏怀（其十九）》）

   “怀抱独昏昏，平生何所论”（《拟咏怀（其二十五）》）

    不能像阮籍、嵇康那样饮酒弹琴，超然世外，只落得迷乱的俗心和保持本心的愿望；为梁报仇的心愿早已湮灭，诗人也没有了宏图大志得以伸展，信仰早已迷失；即使国家灭亡、个人的遭际都是天命，我又怎能不忧愁；睡醒时往事倏忽忘却，悠然自得，但很快又开始忧心忡忡；拘留北方在再高的官位上也是“昏昏”度日，我的一生没什么值得讨论……庾信后期的创作便是这样展现着自己的“真性情”，国破家亡的命运虽让他丧失了少年意气，但给了他与阮籍情感相同的机遇，也给予了他开阔的诗歌意境与“老而更成”的文学气概。

     三、“咏怀”方式的不同

    颜延之《文选》中，李善注引阮籍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钟嵘诗品更言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阮籍诗中的情感是很难揣测的，我们只能根据其身世遭遇给出解释。“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阮籍从不直抒胸臆，而往往大量的环境描写，在意象中寄予思想感情，我们能感受的只是诗人塑造出的朦胧模糊的意境。

    如《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坐起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满腹忧思的诗人有琴声陪伴，薄帷轻舞，明月如纱；清风徐来，四下悄然；唯有孤鸿与翔鸟哀鸣。从“明月”“清风”到“孤鸿”“翔鸟”，从“薄帷”到“外野”“北林”，意境无比开阔，但忧思只能默默吞咽。同时，这首诗也极具画面感，像是完整的电影长镜头，我们能在脑海里想象出诗人在月下独自徘徊的身影。即使不明事由，却也能真切地体会出诗人的嗟叹与惆怅。这样的抒情方式，直接带给读者审美的快感，刺激感性神经。

    而庾信的《拟咏怀》虽在情感上与阮籍相通，抒情方式却有很大差别。

    如《拟咏怀（其二）》

  赭衣居傅岩，垂纶在渭川。乘舟能上月，飞幰欲扪天。

  谁知志不就，空有直如弦。洛阳苏季子，连衡遂不连。

  即无六国印，翻思二顷田。

    十句诗中有九句用典：一二句举傅岩姜子牙受重用的事例，追忆自己在梁时受到元帝重用；三四句借用伊尹梦中乘舟的典故，抒发志向高远之意；最后两句化用苏秦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的典故，阐发内心独白——“我没有苏秦的游说才能，不如安分守己，为何出仕梁朝”。另外，班超出使西域征战，荆轲刺秦王不还，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苏武出使匈奴不得返等典故也反复出现在庾信的诗文中，可见其用典有特定的对象选择与鲜明的特征。在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庾信找到自己的影子，缅怀中有嗟叹，反思中有讥讽。

    阮籍的《咏怀诗》中也曾借古讽今，如《咏怀诗（其三十一）》借战国时魏王荒淫无政而导致折兵丧地的故事以讽喻时政，“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虽是用典，但全诗以一史事贯穿，而非一系列史事的堆叠。且开头二句交代引起兴叹的原因，诗人亲临遗迹而发感慨，这样使史事的承接显得自然。可见阮籍和庾信借用典故来抒发感情的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

    庾信长于史学，“博览群书，尤善《左氏春秋传》”（《周书》），因此善于将情感寄托于史事，通过用典将气势美和辞藻美相结合，“把故国之思身世之痛写得沉痛抑郁、婉容迂曲又不失清爽浑朴。”（林怡《庾信研究》）这未尝不是对阮籍“文多隐避”风格的一种模仿，但相比阮诗，庾信诗中的情感是更具体可感的，我们对庾信诗歌的分析也可能更靠近诗人的本意。

    庾信对阮籍《咏怀诗》的这二十七首拟作，并非亦步亦趋地沿袭模仿，不仅用旧题谱写了个人的哀乐，也注入了融合南北于一体的诗风，完成了时隔三百多年的历史回响。

参考文献：《庾信诗文选译》 凤凰出版社

         《庾信研究》林怡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阮籍诗文选译》 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