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mw690/d8442a06tx6DzSmBPUi26&690Room 420" TITLE="《左传》文学性分析——by Room 420" />
   

    《左传》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它继承发展了春秋笔法，以平实简洁深刻却又不失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各个事件，刻画了各色人物，尤其是对战争的记录非常精彩。《城濮之战》是《左传》所描述的五大战役之一，是一场晋楚大国争霸的关键性战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退避三舍”便出于此。在此文中，随着情节起伏，人物一一亮相。晋国最终依靠团结的军心，超凡的谋略等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透过《城濮之战》，我们可以看到《左传》重要的文学价值。下面，就四个方面，我们以《城濮之战》之战为例，分析了《左传》的文学性，并与《春秋》、《战国策》进行了对比。

一、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

    因以下分析会涉及到与《春秋》的对比，故篇首先附上《春秋》原文以供大家参考：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卫。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卫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会。

　　公朝于王所。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陈侯款卒。秋，杞伯姬来。公子遂如齐。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诸侯遂围许。曹伯襄复归于曹，遂会诸侯围许。

    关于左传叙事的故事性和戏剧性的表现，以下是我搜集资料学习之后的一些心得，希望与大家分享，也期待着大家的意见和补充。

1、人物语言的直接引用。

    《春秋》中的的记叙一般都是简单陈述事件经过，而没有任何人物语言的直接引用，而《左传》中人物的对话和语言描写则是随处可见，而且多为直接引用，人物语言直接“出其口”自然会给人一种即时感，这就使叙事上更具有一种情节的展开性和饱满感。此外，人物语言在推动情节发展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开头一段，狐偃，栾枝的劝说，对晋文公消除犹豫决意一战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人物的语言描写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是以《僖公二十八年》为例，文中通过语言描写，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的形象以及楚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的形象跃然纸上。这种通过语言描写而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获得的人物印象，要比直接的性格描写要深刻报满很多，对读者而言也更具有说服力。人物形象的饱满生动自然也是左传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突出表现，而人物形象方面因有专题进行详细接受，这里便不必啰嗦了。

2、剧情细节的补充。

    《春秋》中对事件的记叙都是客观而简洁的，而且这种简洁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左传》文字语言的简练，而是它在叙事上只是客观陈述主要事实。而《左传》的叙事则补充了很多细节以及事件的具体的起因和情节。这是《左传》在篇幅上要大大长于《春秋》的主要原因。如在《僖公二十八年》中，对战争的描述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在某些细节上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例如：开篇的的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以及周襄王给晋文公的赏赐之物，“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这些看似无甚重要的铺叙罗列，实则前者给予读者听觉直感，后者给予视觉直感，都使得故事情节更为饱满真实。可观可感。

3、主观色彩更为明显，增添神秘色彩盒寓言色彩。

    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僖公二十八年》中作者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这点在人物刻画模块会详加说明，此处略去。

    神秘色彩在《僖公二十八年》一文体现在子玉梦河神的情节中。增添了戏剧感和情节的曲折性，暗示着楚军必败的结局，将这段放在文章最后，传达出作者对子玉没能为国尽心尽力导致楚军之败的不满，又有了一层神秘的预言性和寓言性。

二、人物刻画成功

    “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是时人对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的表现所给予的评价。选文第一段中，在晋文公为楚宋之事“纠结”之时，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果断给出了“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的答案，这使先轸的才气与智慧初露锋芒。“公说”，晋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楚王知晋不可敌，欲知难而退，但子玉却狂妄自大，一心想一战败晋。“王怒，少与之师”，一个“怒”字，道出了楚成王的愤怒，却又在大将的威压下，不得不给子玉少量军队以敷衍。楚成王在此时表现的是谨慎理智的，但也包含一部分胆小的成分。试想，如果楚成王给子玉足够的支援，也许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改变。也有另一种可能，楚成王的确认为不应和晋国开战，但他又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虽然很生气，但万一子玉“一不小心 ”打败了晋国，岂不是很好。但可以确定的是，楚国军团内部已经发生了分歧，君臣没有一心，这为他们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于此，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如“怒”的简单的神态描写，两大军团中的人物形象初现端倪。而后，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的言语颇显傲慢自大之气，放佛是命令的口吻。子犯觉其无礼，先轸却冷静地看出了门道，想出了拘宛春的法子，果然，子玉立刻“怒”，毫无冷静地决定追晋军，全然不顾楚军的阻止。以此，通过人物语言、动作和情态的刻画，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愎自用，缺乏智谋，逞一时之勇的子玉的形象和一个冷静多谋的智囊先轸的形象。随后,楚军的驻扎让晋文公颇为忧虑,还有了与楚子搏的梦境,这都表现出了晋文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患得患失的犹疑脆弱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代霸主晋文公并不是神，而是一个也有软弱性的真实的人，这使得人物的塑造很饱满。在晋文公与先轸、子犯、栾贞子的对话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君主。继而，子玉派斗渤向晋文公挑战，并口出狂言，毫不客气：“请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而后，透过栾枝的话，我们知道晋文公履行了当初“退避三舍”的诺言，虽然这也是一计诱敌深入，但终归是言而有信。在晋国军团的紧密配合下，楚军的左右师皆溃败。谭家健先生在《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一书中这样说过：“它（《左传》）的特点是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之中，从纪事中写人物，随着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地、陆续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在这场城濮之战的记述中，随着情节的开展，通过大量语言、动作和少量直接的情态描写，各路人物形象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毕竟局限在一段限定的时期。而《战国策》作为国别史，将同一人物集中编排，可更为全面地展现人物形象。两书都是在戏剧性的起伏情节中写人物，并都有有虚构性的描写。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所做的梦；苏秦“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后所进行的本应无他人知晓的自言自语，明显是作者所做的适度想象。《左传》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很成功的，用平实简洁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展现了各色人物，而《战国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则又有进步，尤其是在细节描写上。人物的面貌、情态，甚至心理状态都精准描述出来，有时还会用周围人物行为来衬托中心人物的处境。如补充材料中苏秦“去秦而归”后的“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再者，《战国策》的语言较为铺排夸张，这与《左传》语言的平实很是不同。

三、长于描写战争

1、战争结果预先交代

     此观点来自资料（《<</FONT>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潘万木著）。

    《僖公二十八年》中，描写晋楚城濮之战，战前即有——“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嘏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晋大公夜里梦见同楚成王格斗，楚成王把他打倒，趴在他身上吸他的脑汁，因此有些害怕。狐偃说：“这是吉利的征兆。我们得到天助，楚王面向地伏罪，我们会使他驯服的。”在战前就有暗示战争结果的记叙——“吉，我得天”，叙述者站在当事人和后世读者之间，既对前人事有着天然的记叙、总结评论的权利，又时时牵引着后世读者进入他们所描绘的古老世界。尽管此处子犯“解梦”断言战争胜利带有一定迷信色彩，但毕竟通往古老未知世界唯一的桥是我们最值得依靠的途径，不及战争画卷展开，事实道尽，我们已经相信此战晋军必胜。

     关于这一部分我还想多说一点。如果说《僖公二十八年》以记叙“解梦”形式的道出战争结果，那么《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战前“春，秦师过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王孙满年幼，能否达到如此见识我们不得而知。这里我有一个疑问，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借人物之口道出战争结局呢？

2、深入解释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这一点是基于《左传》总体特征而言的，此处以《城濮之战》为例，它并不局限于交战过程的叙述。既交代了战争爆发的背景、起因，在行文中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又全面的介绍了战争的结果以及战争的余波，相对于全文篇幅而言，真正言战争过程，不过寥寥数段。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来，战争结果、原因都以叙述详尽，排兵布阵再自是按统帅命令，后只需补充一些突发状况和小结即可，再言即是多余。二来，是谋篇布局的需要。冷兵器时代，战争不可能有多少炫目的视觉效果，战争场面千篇一律、细节繁琐，很难一一道尽且意义不大，不如省去笔墨，将同一事实放在战前统帅的谋略上，既显得详略得当，又能丰满人物形象。

3、战争细节记叙详细

    《战国策》语言铺陈扬厉，夸饰渲染，《左传》相对朴实，战争细节、人物形象很少以辞赋挥就，皆一个一个细节凿实。如“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时，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以“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的承诺。（一舍30里，三舍即90里。）后重耳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楚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将此类细节交代清楚，叙述更加翔实可信。《左传》在战争描写中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它对这些琐事的细节描写又给叙事的生动性和人物刻画提供了很好的推力。

四、语言特色

1、语言精练、传神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代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的一场关键之战， 以晋国取胜而告终，众多的诸候国都卷入了这场两强相争。这场十分著名的战争中楚晋两国在战前、战中、战后都运用了许多的策略，交战的过程可谓“错综复杂”，但《左传》中仅用了短短八十字便将战争的场面部分刻画了出来：“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先击右师，诱引左路，专攻中军，晋国精明有序作战策略的实战情况就在这样一段简短的叙述中交代得明明白白。然这并不是个例，纵观《左传》全书，这样精练、传神的语言不胜枚举，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又传神地写出晋军仓皇逃命的混乱场面……

我认为，这种精练与《战国策》中对于战争场面的一笔带过并不相同，《战国策》中战争描写的篇幅少是因为它的重点并不在战争本身，而在于以战争为背景，策士们游说之辞的发挥，即重在记言。而极简的笔触丝毫没有影响战争描写在一部《左传》行文中的分量，正如我们在战争描写部分所说，作战原因、策略以及结果的叙述已经有了细节上的刻画，战争场面的描绘是其策略的实践，大局的交代辅之以实战场面的勾勒还是使“长于描写战争”成为大众认可的《左传》文学成就，它还是承载着记言记事双重功能的史书大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左传》在叙事性上的独特魅力以及其对于战争描写详略得当的特殊功力。因此才有了《史通》中对于《左传》这样的评价：“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2、行人应答，大夫辞令，语言风格委婉曲折

虽然这些辞令因事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风格个性，但“委婉而有力”是外交辞令、谏说之词所共有的特点，《史通》中更是用了“文典而美”、“语博而奥”两个词来形容。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有名的“退避三舍”在作为一个诚信谦让的事例之外也体现了一种辞令的别有用心、委婉且意蕴深刻。“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善的报恩态度，但事实上更是诱敌深入、占据有力作战时机的意味在里面。子犯在听到晋侯做的梦之后说“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这也是行人应答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技巧，用寄托了美好愿望的解读来阐释一种不好的现象。此外，《左传》中如此的代表性事例还有《齐桓公伐楚》中屈完问齐侯为什么来进攻楚国时，管仲十分巧妙地将自己想称霸的心掩藏起来，却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这些都是《左传》中记录外交辞令、行人应答十分巧妙委婉的例证。这样的语言特色塑造出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文章的叙述性方面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给读者一种机智巧妙的头脑风暴。而对比《战国策》，是以其铺张扬厉的语言气势著称的，以记策士之言为主。王觉在《题<<FONT face=宋体>战国策>》中有“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的语句，它已经从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这与它行文的夸张铺排、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引用寓言，铺张渲染有着极大的联系。

    通过以上的叙述，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以上《左传》这四大方面的文学性特征并不是相互割裂、独立存在的，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对其他特点的展现也有着很好的辅助推动作用。例如语言的特点也成就了故事情节的展开、战争策略和场面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我们应该在学习中更加全面的来思考这样一个文学性的命题。

我们小组在这次的学习中有机会更多更广更深入地了解了《左传》的文学性，也希望这些材料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

PS：1、四个部分依次由陈、郄、熊、方执笔。

     2、涉及一些引用的对《左传》的评价已用斜体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