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到能贫乃是清

朱广志

清代戴远山曾送给在外做官的友人一副对联:“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其中道出了“官念”问题，今天读来，仍感耐人寻味。

在戴远山看来，为官者“能贫”是一种至高境界。他认为，为官者能甘于清贫、廉洁自律，乃为大忠、大德、大节。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既然选择为官从政这条路，就要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战国时期，齐国贤士黔娄“衺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固守清贫、坚守正道。“修身清节”“终身不屈”，洁身一世，为世人称颂，被称为“贫士”。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咏贫士》中赞叹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为官者当视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与其不义而富贵，宁可清白而贫苦。“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坚守清贫，方不易其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一代名臣曾国藩的家训，他要求自己的后辈子孙做人要像春天一样随时保持朝气蓬勃，保持旺盛的生机；更要有硬骨头，“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历史上，很多官员因坚守“能贫”而廉洁一生、清名远扬。唐朝宰相房玄龄世代居官，他的父亲房彦谦“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他还对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后来房玄龄素俭清白，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成为一代名相。

大宋开门状元杨砺，为官清正，一生廉洁，俭朴节约。他病逝后，宋真宗十分悲痛，亲自冒雨前往吊唁，因车驾进不了胡同，竟徒步至其灵前。面对其简陋的房舍和生活的清贫，真宗感慨万分，叹曰：“没想到杨砺竟然如此清苦！”

明朝汪汝达在黄岩做县令，减少自己的俸禄，把钱用来修筑城墙，“寇至而民不惊”。他当官二十年，清白如明月。离任那天，所属官吏送他钱财，说：“按惯例，这是你应得的。”汪汝达吃惊地说：“做官的除俸禄之外，还有应得的？”最终也未接受。后来汪汝达家境十分贫困，以致连饭都吃不上，只好把住的几间房子卖了维持生计。黄岩的百姓知道后，凑集了八十两银子邮寄过去。但银两到时，汪汝达刚病死，于是用作了丧葬费。汪汝达“当官能贫，历官二十余年，清操皎然”，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清官廉吏。

出自贫寒之家、深知农民疾苦的郑板桥，在乾隆年间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由于他深深体谅民间疾苦，因此在为官上非常清廉。后因呈请赈济灾民而惹怒上司，被强加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而罢官。回到扬州以后卖字画为生，对贫苦穷人慷慨解囊，而自己过着十分贫穷和清苦的生活，以至于女儿出嫁而难置一点嫁妆。他在赠女儿嫁奁诗中写道：“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清代于成龙，官职从知县当到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官阶虽越升越高，可生活却越过越苦。何故？原来，他在以自己的行动躬行“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众因而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他为官20余载，天南海北只身一人，不带家眷。他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其木箱中只有一套破官服，别无余物。

明朝于谦在任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很受百姓爱戴，一次朝廷派他巡察返京时，拒绝了人们送给他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赋诗一首以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在贪官的诬陷下，皇帝罢了于谦的官，还要问他的罪。于谦在牢里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古代为官者尚有“官到能贫乃是清”的境界，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把“能贫”当作从政的一种“官德”、一种品格和一种境界，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做到“能贫”，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锤炼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公仆，成为群众称道的清正廉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