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岩类

 　《又名《三老碑》，今藏杭州西泠印社，刻石时间约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５２　前后，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其书法由篆入隶，浑厚遒古，一经出土，即为世所重，素有“东汉第一碑”、“浙东第一碑”等美誉。

局部

                

　　关于《三老碑》的出土时间，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在清咸丰二年。是年夏，余姚乡绅周世熊字清泉　得碑于客星山今属浙江余姚市境内　。俞樾当年曾见过周世熊本人释文题跋，对此碑的出土经过记载较详：www.findart.com.cn

　　“咸丰壬子按：即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见石上有字，归以告余。余往视，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　

　　周氏得碑后，即命工拓百十纸，一般认为此即《三老碑》之初拓本。今人张彦尘《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碑帖鉴定》等校碑专著均沿袭此说，以咸丰二年周世熊拓本为最早之初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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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笔者在整理浙江省博物馆藏金石拓本的过程中，见有吴恒旧藏《三老碑》早期拓本一种，与旧说有抵牾之处。

　　吴恒１８２６－—１８９５　，字仲英，号颂音，晚号鹤翁，仁和人今杭州　。光绪年间曾任松江海防同知。嗜金石，善书画，“书宗北魏，不落窠臼，秀劲之致，得之自然”《海上墨林》　。

　　此拓本用墨浓重，字画肥厚，石花斑驳可见。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笔未损，右直线完好，应系石面未经磨平以前的早期拓本无疑。将之与故宫博物院藏，钤有周世熊印章的所谓初拓本对校  见《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１·商周至秦汉卷》　：周世熊本简称周本　长列第二行“翼上”之“翼”字左侧有石花小圆点一处，吴恒本简称吴本　未见；周本同行“九子”之“子”字，右侧笔画损泐，吴本则清晰可辨。此外，与吴本相较，周本长列首行“风”字右侧的石泐痕更为明显，余尚有小异多处。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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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拓时间接近，碑石并无大损，仅凭校碑的方法来区分拓本晚近，会有一定难度。况且，所见周本系印刷品，与原拓毕竟难以等同，故笔者也不敢贸然得出吴本定要早于周本的结论，但从传拓时间上看，吴本不会晚于周本，应属无疑。此拓本系１９５３年由私人捐赠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拓本上方有何绍基隶书“东汉第一碑”五字，旁有吴恒题识：“同治癸酉春仲自杭至苏兴，何子贞品碑题此，恒”。同治癸酉，即１８７３年。同年七月，何绍基卒于苏州，故此五字为道州绝笔也未可知。www.find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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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本两侧有释文题跋多处，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碑面左侧边缘，墨拓后形成的内凹留白处有吴恒题识一则，云：“道光二十九年冬十月朔六舟自余姚归拓赠，仲英记”。

　　六舟１７９１－１８５８　，俗姓姚，名达受，号南屏退叟，小绿天庵僧等，浙江海宁人，道光年间曾主杭州南屏山净慈寺。雅好金石书画，精鉴赏，擅传拓，“其所历名山古刹，必拓其摩崖题名、断碑残字、坏钟蚀文捆栽而归”管廷芬《南屏退叟传》　，阮元以“金石僧”称之。www.f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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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旧说，此碑乃咸丰二年出土，何以有早此三年的道光年间拓本存世？

　　查六舟自编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未见有涉及传拓此碑的文字，但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条下，确有关于四明之行的记载：“是冬常住瘠田六百亩颗米无收，不得已至四明募化稻粮，至岁暮回寺。”又，浙江省博物馆藏六舟水墨梅花三条屏，其中一屏有：“道光己酉冬季重过明州作于舟次六舟受”的落款，也可作为佐证按：四明、明州皆为宁波之旧称，余姚时属宁波府辖下　。另据黄涌泉所编《费丹旭年谱》，这年十二月，费丹旭正好在杭，曾为达受画过一肖像，与六舟本人“至岁暮回寺”的说法也正相吻合。综合上述几条材料，可以认定，吴恒题跋中所记时间，地点等基本史实并无大谬。www.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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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推算，拓本所赠之年，六舟已五十八岁，而吴恒年方二十三。那么，六舟与吴恒之间又有何种关系？

　　六舟一生行脚半天下，与同时金石书画家多所往还，尤与何绍基（１７９９－１８７３　、戴熙１８０１—１８６０　关系最契。管廷芬《南屏退叟传》载：“戊巾１８４８　即主席南屏。适道州何子贞太史衔恤扶亲回籍，道梗住于净慈。戴文节公亦予告旋里。余亦寓居丈室。晨夕过从论诗读画。并赏识所藏怀素千文及米海岳老人星赋，云皆希世之珍，各捐资属其勒石。”由于三人同嗜金石书画，故成为莫逆之交可参见戴熙《习苦斋诗集》卷四《释六舟藏怀素千文上石见贻》，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五《跋僧六舟藏米书老人星赋墨迹》　。而吴恒系戴熙与何绍基的学生。民国十五年，吴恒之甥朱景彝曾编刊过《吴氏吉光集》一书，其中收录有朱景彝所撰《外舅仁和吴公仲英先生家传》一文，对吴恒生平有如下介绍：“自幼失怙，赖母周氏抚育，束发授书，聪慧异常……时戴文节公熙掌教敷文书院，甚器之。”又云：“仲英幼即工书，从道州何子贞太史游，得其指授所造益进”。由于文献不足，笔者未能找到有关六舟与吴恒之间交往的直接证据，但从以上史料进行推断：吴恒或因老师的引荐得识六舟，而六舟以拓本相赠，勉励后学，似也与情理不悖。www.findart.com.cn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吴恒的题识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在通常认为咸丰二年周世熊得碑之前，此碑应已有拓本流传。馆藏拓本则是《三老碑》目前所见能确定传拓年代的最早拓本。

　　当然，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何与周世熊本人记载存在矛盾？其实类似的情况不乏其例。如东汉《祀三公山碑》，诸家均著录为乾隆三十九年王治歧访得于河北元氏。上世纪６０年代，马子云先生在整理故宫藏金石拓本时，发现马衡旧藏的一《祀三公山碑》，上有“颜光敏印”一方，考颜氏卒于康熙年间，故知拓本最晚应是明末清初。此碑未曾入土，只因一般人注意不够，故知之甚少。笔者认为《三老碑》的情况或许也与之相类似。www.finda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