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专稿]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摘要：上海市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外资企业对上海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本文分析了1981-2018年上海市利用外资的规模、行业分布、来源地等情况，并依托FDI和GDP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此外，根据上海市“对外开放100条”政策文件做了词频分析，进而提出外资企业发展的措施建议。

关键字：上海市，外商投资，FDI，回归分析，对外开放

一、上海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有效弥补了我国资本要素不足的经济发展短板，是促进我国经济有序、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上海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其对外商投资的利用规模与效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外资企业见证、参与、推动了上海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了上海经济转型升级，也增强了上海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2017年，外资企业以约占全市2%的企业数量，贡献了全市20%的就业、27%的GDP、33%的税收、60%的工业总产值和65%的进出口。近年来，在全球化进程复杂化及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深化的双重背景下，如何以自贸区为契机，进一步倒逼各领域扩大对外商投资的规模，优化外商投资的质量，提升外商投资的效率，是现阶段需重点考虑并分析的议题。因此，本文首先对上海市外商投资基本情况进行总体分析，继而采用SPSS19.0工具进行回归分析，探索历年来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与GDP增长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不同阶段上海市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对于面临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外商资本部分撤离等消极因素的环境下，优化存量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吸纳外商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上海市利用外资总体情况分析

1. 总体发展趋势

上海市利用外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2年以前，上海市利用外资总量非常小，1989年处在相对高的水平也仅为4.22亿美元；1992-2000年呈“倒V式”变化。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同年6月又明确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浦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体制环境，上海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前锋。在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利用外资逐年下滑，经历了“增长-高点-下降”的波动。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上海市吸引外资能力一路向好，不断跃上新台阶。其中，2002-2007年缓慢增长，2008-2013年高速增长，到2016年达到最高点，为185.14亿美元。2017和2018年有所下降。从外部因素而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因素较多无疑也对上海的外商投资造成了影响。此外，中国的产业布局调整、工业生产成本等因素，也让工业外资从沿海城市逐渐走向内地。2019年一季度，上海第二产业外商实到资金也较同期下降18.5%。

图1：1981-2018年上海市实际利用FDI（亿美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图2：1981-2018年上海市实际利用FDI走势（亿美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2. FDI投入行业分布

截至2017年底，累计吸收外资中，第一产业投资额为4.52亿美元，占比微乎其微，仅0.2%；第二产业投资为596.37亿美元，占比26.7%。其中，工业投资额为588.63亿美元，在第二产业中占比达98.7%；第三产业为1630.51亿美元，占比73.1%。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是上海市外资主要的投资流向。2017年，服务业实到外资为161.53亿美元，占当年外资总量的95%。商贸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产业投资日趋活跃。

图3：2017年末上海市累计FDI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上海外国投资促进平台，国研网宏观部整理

3. FDI主要来源

截止到2017年，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新加坡是上海FDI的主要来源地区。其次是德国和中国台湾，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投资规模较小。如图所示，2017年，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累计吸收外资达到952.57亿美元，占比为56.9%，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外商资本。日本占比12.5%，美国和新加坡均占8.5%。

图4：2017年末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主要来源地分布

 

数据来源：上海外国投资促进平台，国研网宏观部整理

图5：2017年末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来源占比

 

数据来源：上海外国投资促进平台，国研网宏观部整理

三、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1. 变量选取和数据搜集

为对上海市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析了1981—2018年上海GDP和FDI的相关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PSS19.0，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平台和互联网相关报告整理。由于上海市统计年鉴中实际利用外资单位为亿美元，GDP单位为亿元，故根据历年平均汇率，将其换算为统一单位——亿元。

2. 散点图走势

对FDI和GDP进行简单散点图（非时间序列）拟合，可以看出，所有散点基本分布在从左下至右上的一条直线附近，正相关性较强；但也有部分数据呈偏离态势，相关性较弱。基本可以说明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FDI与GDP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3. 相关性分析

R²为是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形成的散点与回归曲线的接近程度，数值介于0和1之间，一般认为需要大于60%。从结果可以看出，R²值为0.806，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 方差分析

Sig.(Significant)值是回归关系的显著性系数，Sig.值是F值的实际显著性概率即P值。当Sig.<=0.05时，说明回归关系具有显著性意义。由表可见，所用的回归模型F值为149.442，Sig.值为0.000。因此，这个回归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即增加FDI可使GDP增长这样的线性关系显著。

5. 回归分析

在数据处理中，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海市FDI和GDP采取对数形式即LNFDI和LNGDP。上表给出了包括常数项在内的系数检验结果，用的是t检验，同时还会给出非标准化/标准化系数，由此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LNGDP=β₀+β₁ LNFDI+ρ₁ AR+ρ₂ AR_{2 +}μt

模型中，LNGDP表示广西生产总值；LNFDI代表广西外商直接投资；β₀、β₁表示回归系数；AR_1、AR₂表示其他影响GDP的变量，ρ₁、ρ₂表示其相关系数；μ_t表示随机误差项，由于此模型只有一个变量，可采用非标准化系数，故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LNGDP=2.625+0.476LNFDI+ρ₁ AR₁+ρ₂ AR_{2 +}μ_t

同样，要看自变量FDI的回归系数是否通过检验，由最后一列回归系数Sig值均为0.000可以看出有显著意义，表明回归系数b存在，FDI与GDP之间是正向关系，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由于本模型未对其他影响GDP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考意义有限。故不考虑其他可变变量与误差项，仅根据模型来看，FDI系数为0.476，由于FDI与GDP单位已进行无量纲化，单位统一为“亿元”，可基本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经济增长0.476个单位的结论，说明外商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在外资纷纷撤出的不利环境下，应进一步挖掘其内在潜力和增长空间。

6.残差分析

在已经得出回归逻辑公式的基础上，需检验数据是否可以做回归分析，它对数据的要求是苛刻的，有必要就残差进行分析。从标准化残差直方图来看，左右两侧不完全对称；从标准化残差的P-P图来看，散点并没有全部靠近斜线，并不完美。综合而言，残差正态性结果不是最好，但在现实分析当中，理想状态的正态并不多见，接近或近似即可考虑接受。

 

 

四、外商投资企业营商环境分析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聚焦点更多从上海的“硬成本”转向“软环境”，它们更需要的是市场环境的公平和公正、政策环境的稳定和透明。因而，招商引资的重点应从“优惠性、政策性招商”向“营商环境、制度优势招商”转变，从依靠增量资源招商向全要素供给综合性服务招商转变，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中国大陆排名相比2017年上升32位，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排名第46位。其中，上海和北京作为评估营商环境的样本城市，上海权重为55%，北京为45%。面对要素成本优势减弱的新情况新挑战，上海着力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上下功夫、做文章，吸引外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变。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目前特别管理措施已由2013年版的190条缩减到2018年版的48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大幅提升；99%以上的外资新设、变更事项通过备案方式办理，平均办理时间从8个工作日缩减至3个工作日。

2018年7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简称“上海扩大开放100条”），通过词频分析发现，出现频率高的词汇包括服务、外资、企业、金融、贸易、产权等，说明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服务将是提升外资企业营商软环境的重点和核心。上海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增长点，要想跨国公司继续保持投资意愿，提升服务能级是重中之重。此外，上海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在金融业开放、出口贸易及知识产权规范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1：“上海对外开放100条”高频词汇统计

数据来源：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图6：“上海对外开放100条”词云分析

 

数据来源：国研网宏观研究部整理

五、外资企业发展措施建议

综上所述，外商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外资政策、加快优化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设计、注重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

1.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外资政策

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了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目标。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版）》中公布了扩大汽车、船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措施，进一步放开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医疗、高等教育、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限制，并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扩大电信业对外开放，探索逐步放宽外资企业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等业务的限制。同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该部法律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随着这一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创新的成功尝试，基于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商投资法》出炉，以法律的形式实现对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变得更简明化和公平化。对上海来说，《外商投资法》的部分重要条款正出自“上海实践”，而其最终落地也将为这片投资热土加码。上海市应以自贸区新片区为契机，建立更具国际化的制度型开放体系，吸引各类高端要素资源，在区域内高频率流动、高效率配置、高能级聚合，推动上海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促进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加快优化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设计

通过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切实提升外资利用效率。依托于《上海市产业地图》，使引入外资符合产业结构规划。融合性数字产业方面，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集成电路、机器人、卫星导航、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产业、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能源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质量。现代服务业方面，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对于外资引入的优惠政策不应对本地民族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不能一味追求外资而忽略本地企业的发展。

3. 注重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

随着我国土地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之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增多，许多盈利水平、技术水平的外资很难继续留在我国，且对此类外资也有一定限制，因此，在利用外资的形式上，要多注重高科技、低污染、高盈利性质外资的引进。在引资方式上，要加大对欧美地区的招商引资能力，深入研究欧美等地跨国企业的投资趋势。把握全球经济、产业和前沿技术动态，联合专业机构、商协会、跨国企业开展深入研究，制定并更新产业研究分析报告、国别研究分析报告。研究利用外资重大政策，强化投资项目统计分析，紧盯市内重点外资企业投资动向，协调解决企业引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并及时上报重大项目招商动态及全市招商情况。

4. 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

跨国公司认同中国对外开放大环境和不断扩大开放的政策方向，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前景长期看好，但仍有一些关于营商环境的长期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开放承诺迟迟不予兑现，关键环节不放开，落后标准阻碍先进产品进入，监管“一刀切”，执法过激，侵害企业权益，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等。跨国公司期待尽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将承诺一一兑现；切实维护企业权益，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稳定市场预期。解决这些问题，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着力点，是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塑造新竞争优势的根本举措。

 

作者： 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  来源： 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