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清玩,比肩宣德炉——价值千万

玉堂清玩,比肩宣德 —— 价值千万
宣德炉的款识,是指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
铜炉常见的款识,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五种:宣德款\年号款\堂款\名款\闲款
明代主要书写制作者的名号,比如“琴书侣”(即吴邦佐)、“大明李大观制”,也有写铜炉主人的名号的,如“玉堂清玩” 、“石叟珍藏”、“凝静清玩”等。
“玉堂清玩”相传为明相严嵩之子严东楼的字号,严东楼自己不铸炉,却爱收集上好铜炉,并将“玉堂清玩”堂款制于其上。“玉堂清玩”款炉传为严氏铜器。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记,“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已有,非其所制”。赵汝珍所写的《古玩指南》,被奉为民国古董文化经典,“玉堂清玩”也因此被认为是“宣德炉”的知名款识。故而印有此款的炉,在当时最是名贵,被认为是“不是宣德款的宣德炉”,历代皆仿。
“玉堂清玩”铜器真是严氏之炉吗?
首先:先看下严嵩的资料,严嵩(1480-1567)字惟中,明代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内阁首辅等官职。
第二:《古玩指南》里说,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这里是否有无款宣炉也值得商榷,古人也许就直接做有款炉呢。这里赵汝珍要说的“宣炉之无款者”应该就是样炉。为什么要做样炉?答案无非就是有上呈待批的这种手续过程,这种上呈待批的样品叫做进呈样炉。主管机关做有款或者无款炉也是呈送帝王以供审阅、抉择。这类样炉都不参与流通,也不做成品,故存世量非常小,一个形式一般就做一个样本。此依可参考《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一书中关于雕母和进呈样的阐述。
第三:宣德炉于宣德三年(公元1427年)一次完成,在严嵩当上高官的时候已是(公元1500年)后的事情,宣德炉已近百年,可称为古董,也算是珍贵的宫廷物品。当年的那一小批宣炉无款样炉在哪里?推测由相关部门保存起来或者当时宣德炉整批制作完后,无款炉就毁掉。我个人倾向于当时宣德炉整批制作完后,为追求出炉的总数(古人对数字的多少很敏感)防止无款炉流通,应自毁掉。
第四:《清代贡物制度研究》一书对清朝的进贡物品与贡物制度的体系,包括各地、各级、各色人等的进贡方式、定例、种类、名目、数额、征收办法、用途及处理流程等,进行了详细梳理论述。从这可以推出明朝对官制物品,特别是这种皇帝钦点制作的宫廷物品,也是有相当严格一套管理制度。赵汝珍先生说的窃取可能性不大。严氏作为内阁首辅,在明中期后,内阁首辅又成实际宰相,这种相当于当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家总理的正国级身份, 严家柄权,自然也有人竞争,如亲家徐阶早已看上内阁首辅位置,明代宫廷内官员暗斗厉害的很,严去“劫取”几个无款宣德炉也不符合自身的身份地位,再者去刻自己的玉堂楼号,这不是和真宣先帝年号对立吗?严东楼想做,估计内阁首辅严嵩也不肯,私反先帝年号之野心,这种风险也太大了。即便是奸臣,也是会维护自己的形象和政治生涯的稳定延续才是头等大事。
根据瓷器角度分析“玉堂清玩”款也常见在明末清初的瓷器底款。也可以撇开与严东楼的楼号关系了。
为什么“宣德炉”刻了“玉堂清玩”的款识就那么珍贵呢?铜炉品质好,自是了得。“玉堂”的来头大,历史也久远,亦是缘由。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中国人对玉的崇拜,极为神圣,那时的玉,主要用来做礼器,祭祀天地神怪。后来人们在屋里四壁挂上玉璧,初时是为了好看,只是装饰作用罢了,挂的多了,自然也就称之为“玉堂”了。战国时宋玉的《风赋》中有“……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此为“玉堂”一词之首见。《韩非子·守道》:“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可见,战国时已有“玉堂”的称呼了。
唐朝时,官方翰林院的办公场所,不但墙上挂了玉,名字也叫做“玉堂殿”。到了宋代,翰林院亦称为“玉堂”了。再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从帝王到臣子文人等在作诗文时也常常使用,就连瓷器的落款,也有大量“玉堂佳器”的款识。可见,自古“玉堂”即为文房、厅阁、殿堂的称谓,并不指具体指代何人的斋室处所。
另外从近年来出现的“玉堂”款炉 ,年份在清康熙以上的基本上个个是好炉子, 不光冶炼、铸造、铜质、造型、刻款等工艺都是炉子当中的精品炉。可见康熙以上的玉堂款炉在当时就受人重视,在同类铜炉当中地位较高,因为“玉堂”是一种士大夫声望和地位的象征。
可以说,大凡清朝早期以前的“玉堂清玩”款识炉,铜质金良,品质皆佳,其后制器,清中尚可,再后大都一般,当不入藏。
“玉堂清玩”香炉金光闪闪,珠光宝色,映出道道奇光,和其他炉放在一起有鹤立鸡群之感。以前听说只有真宣德炉用火养才会产生五光十色的效果,用香火加热养了两天,此“玉堂清玩”就出现了让人赏心悦目,绚丽无比的色彩。
为了验证这个玉堂清玩香炉独有的神秘,笔者将自己和其他藏友所收藏的几十件明、清时期所仿制的各式宣德炉,进行了加热试验,结果没有一件铜香炉产生色变现象。足见此“玉堂清玩”香炉非同一般,可谓“玉堂清玩,比肩宣德”啊!
王世襄一生曾藏炉40余具,十年浩劫,全部被抄,发还时炉失约三分之一。《自珍集》中著录的炉为30具,每具都说明来源并做评述,是不可多得的铜炉研究资料。
赵沆年(赵李卿先生)是民国玩炉大家,家中仅戟耳炉就不下二三十具。他原是王世襄父亲的旧同事,一直就住在王家附近。王世襄自小就带着鸽子到他家门口放飞,或是去向老先生请教如何养蟋蟀,长大后还去他家评蟋蟀与铜炉。
先生的藏炉,主要是继承了赵沆年的收藏,其中自其夫妇承接的为10具。
1950年初,王世襄自美国参观博物馆归来方数月,赵沆年选藏炉十具见赐,谨以节约旅美奖学金所得为寿。拜领时,叮咛再三:“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心之物幸善护持勿失”。
劫后幸存9具分别是:“大明宣德年制”冲天耳三足炉,“玉堂清玩”大鬲炉,“玉堂清玩”天鸡炉,“明甫清玩”缶炉,“室生”冲天耳三足炉,“湛氏之路”马槽炉,“玩初家藏”鬲炉,“献贤氏藏”戟耳炉,“眉溪珍玩”蚰耳三足炉。还有一具“玉堂清玩”戟耳炉,则是1951年,去看望病中二老时,赵母相授。
从上述资料看,王世襄对玉堂清玩炉是非常喜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