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钱镠研究会     第十七期（总第367期）    2022年6月8日

谈谈吴越文化·吴越国文化·钱王文化

屠树勋

一、吴越国文化是春秋吴越文化在五代吴越国的继承和发展

有人以为吴越国文化就是吴越文化，有人则认为吴越文化与吴越国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其实，吴越文化与吴越国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既有本质上的承续，又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地域范围的不同。

春秋时代吴国建都姑苏（今苏州市），“泰伯奔吴”后，带来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淮夷之族”的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吴文化。越文化起源更早，考古证明浙江（越）平原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考察良渚后语）。八千年前，越地有跨湖桥、下孙（在今杭州市萧山区）文化，七千年前有河姆渡（在今绍兴余姚市）文化，四五千年前有良渚（在今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和同期的钱山漾（在今湖州市）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越文化的主流。吴越争霸，先是吴国灭越，吴越文化有了交融，而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百折不挠，后终于灭吴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实现吴、越文化进一步交融。这就形成了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

五代吴越国地跨吴（今上海与苏南部分地区，其中苏锡常被公认为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其吴文化的重要标志是语言和风习）越（今浙江全境），它的的文化，自然继承了春秋以来的吴越文化精髓成为五代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由于当时大部分吴地属于吴国（后为南唐），而五代吴国（南唐）的文化也是继承春秋吴越文化而来，并且在五代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也是当时广义的“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吴越国文化等同于吴越文化，也不能把吴越国文化与吴越文化截然分割开来，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外，五代吴越国是在唐末割据中形成的，中原多次战乱中，大批北方士大夫与民众涌入江南，吴越国文化进一步融合了中原文化精髓，因而它自然也有着唐、五代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比之此前的吴越文化，吴越国文化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色。它是由吴越当时的地域环境特色和人文历史承续共同孕育的。吴越国范围不大，却因偏于东南一隅而有利于相对独立。它北界长江天险，东濒大海；西有天目屏障，但与贛东、皖南有山道相通；西南的仙霞岭则跨越闽东丘陵深入福州，黄巢辟有数百里小道。吴越整个区域自成天地，封而不闭。吴越国全境山地居多，平原大多为水乡，经吴越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太湖流域杭嘉湖、宁绍、苏吴（包括今上海市）平原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市镇密集，商贸发达；金衢盆地与广大山区则盛产竹木、茶叶、水果、蔬菜；丝织、制瓷、建筑、印刷业的兴盛，吸引八方工匠，诞生大批精工巧艺人才。自钱镠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太湖流域的苕溪等八大水系、两大人工运河及横贯东西的钱塘江，与星罗棋布的湖泊乃至东海互联互通，既利于灌溉、排涝，又便于水运；多处“捍海塘”和江堤的修建，使江海交汇处出现了一批优良的港口城市，可以面向广阔的大海和海外。 

吴越虽然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达，但是，地域狭小，人口增殖很快，加上中原战乱移民大量迁入，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人们不得不精耕细作、奇思巧构、内求创新、外寻商机，这种生产方式几乎渗透到吴越人生活和思维的方方面面，反映到文化方面就自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画家、书法家、名道高僧与数量众多的能工巧匠。

《宋史•地理志》说，吴越之民 “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对吴越民风民俗的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吴越国文化的某些特色。

二、吴越国文化与钱王文化

吴越国文化与钱王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钱鏐是五代吴越国的开创者，吴越国的文化发展自然也离不开钱鏐，钱鏐自然也是吴越国文化的开创者。在钱鏐和其后继者的推动下，在广大吴越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吴越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同上面我们所说的。

在吴越国文化中， “钱王文化”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是吴越国文化的核心内容。“钱王文化”植根于吴越大地，从吴越大地汲取智慧而形成；吴越国文化则是在钱王文化基础上经吴越国人丰富、拓展而日渐饱满，造就了吴越的“市民文化”、 “佛教文化”、“茶文化”、 “园林文化”、 “瓷文化”、 “水乡文化”，等等。

三、钱王文化突出的特点

作为吴越国文化核心的钱王文化有着自己如下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高度自信，富有进取创新精神。

高度自信和进取创新是钱王文化的突出特点。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钱镠抗强吴与筑“捍海塘”征服海潮，把吴越建成“地上天宫”的伟大实践与成就上。没有高度的自信和进取创新，就不可能抗住强吴的进犯，保障吴越百姓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安宁；就不可能战胜汹涌的江涛海潮、干旱流潦，自然也不可能成就富裕之乡。

当然，以钱镠为代表的吴越国人并不是天生自信、进取创新的。吴越国人的高度自信和进取创新，是承续了吴越人民数千年来奋斗中积淀的宝贵精神并加以发扬才取得的，也是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而具有的。原先人们以为远古吴越是蛮荒地区，其实，落后的只是山区的原住民，即所谓“山越”。而越地平原地区发展不亚于中原，早在八千年前，越地跨湖桥、下孙的先民已经有了耕种农业，能制作精美的黑陶、彩陶器皿，甚至懂得用草药治病。七千年前，越地河姆渡的先民则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建筑木结构房屋，过着母系社会的定居生活。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已经制作了多种石质农具，栽培了多种农作物，挖了生活水井，磨制了品种繁多的玉石工艺品，甚至还在这些工艺品上刻划了具有初级文字形态的符号。近年来对4700-5100年前34平方公里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更发现当时已建有规划完善的村庄、广场、祭天的祭坛、墓地群，特别是已建有城区，城内有相当完备的水利系统，城外有庞大的水利工程，山前长堤有高坝低坝等控水系统，由十一条横向堤坝组成，土方量达260万方；从最北的汤山长堤到最西的密弄坝，距离达12公里，而从北边石屋到南边梧桐岩也有6公里，大坝封堵两个山口，形成1.5公里的水面，可抵御短时间900多毫米的降水使不致泛滥。良渚古城遗址范围之广、建筑之密、内涵之深，使许多考古专家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这里升起的。与良渚差不多同期的钱山漾先民则不仅农耕，而且已经养蚕织绸。史载，四千多年前大禹在会稽（今绍兴市）大会诸侯，此后，越文化开始扩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此后，中原多次战乱中，大批北方士大夫与民众涌入江南，吴越文化进一步融合了中原文化精髓，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所有这些历史进程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先民的不懈奋斗，对中原文明精华的吸收，凝聚成了一种宝贵的自信图强与进取创新精神，而这种文化和精神在钱鏐开创的吴越国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弘扬。

要进取，就离不开实干。吴越先民的每一次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春秋时勾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甘苦”。吴越国钱鏐更是身先士卒：征战勇往直前，建城自己搬砖，修捍海塘亲自射潮，激励士气。实干可以说是吴越军民成就国家繁荣的基石。实干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这就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勾践虽沦为战俘，但复国之矢志不移，终成霸业；钱鏐战海潮历经艰辛，毫不气馁，终成捍海塘，使杭州成为“人间天堂”。

要进取，就离不开创新。世易时移，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传承与弘扬。吴越国文化的灵魂是创新，先民种水稻、养蚕织绸、造木屋、雕刻玉石是创新；钱镠筑“捍海塘”、修圩田，打破坊市制格局建坊巷贯通的新型城市，训导子孙“和平统一”等更是创新。 

进取创新是为了人民，而依靠人民进取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又反过来大大增强了人民的自信。面对水患频繁的两浙大地，他创造性地修了数十里坚固的“捍海塘”和数百里的江塘。从此,杭州湾沿江沿海免受海潮冲刷,"昔之汪洋浩荡,今成沃壤平原"。特别是筑塘中“风气所凝，人才所聚”和成功后的巨大成果，进一步增强了自信，使吴越大地能“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钱镠：《筑塘疏》）。

钱鏐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另一重大创新举措是修建圩田，在江南水乡江湖河渠两岸平原周围筑坝，内造良田，外阻水流，圩岸上遍植树木“旱涝不及，为民有利。”

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和”。《论语•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钱镠不仅使吴越百姓享受和平生活，“至于老死不识兵革”（《表忠观碑》，而且创造性地告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英明的皇帝），宜速归附”， “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其孙子钱俶，遵循钱鏐遗训，终成“纳土归宋”，从而开创了“前代所无”的和平统一模式，实现了普天下的共荣多赢（宋皇朝、钱氏宗族、老百姓都得益）。

钱鏐的创造精神还充分体现在城市化中敢为人先，既注重安全防卫，又特别兼顾商贸与士民生活。吴越国的城市建设打破传统 “坊市分离”的封闭格局，取消了官市制和坊市隔离制，实现了“关键性的制度变革”；推行了坊巷制，建立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城内沿河建街，沿街设市，河上架桥，水陆通畅无阻，街坊与市集有机结合；市场全面放开：行商坐贾、前店后坊（作坊）、小商摊贩，任由经营；白天交易，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城门内外均可自由交易买卖，从而引领了中世纪城市化中的革命性变革。

纵观吴越国自割据至“纳土”八十六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各个领域都有创新。吴越国的城市化造就了吴越的“市民文化”；吴越国营造的“东南佛国”使“佛教文化”流行境内；吴越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吴越成为中国印刷重要中心；吴越的茶文化由寺院、名士传播民间，甚至远播日本成为“茶道”；吴越王家园林、寺院园林、民间豪宅园林的兴盛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一种“园林文化”应运而生；吴越贡品大量烧制秘色瓷，王室爱瓷，民间相习成风，茶具、餐具流行精美瓷器，而催生了“瓷文化”；吴越国对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大规模整治，使杭嘉湖苏和宁绍成为鱼米之乡，从而孕育了富有特色的“水乡文化”。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钱王文化的创新精神在吴越国文化发展中的价值。 

（二）崇尚圆通柔慧，兼收并蓄，开放包容，重视商业文明

在春秋时代，吴与越分属两国，而且长期对立，互相征战吞并，吴、越文化互相渗透、交融。它们同宗同源，相互有很强的兼容性。两地语言同属吴语体系，大致相通，生活方式相近，乃至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智者近水”，水乡百姓天生有水的柔慧，犹如水的百川归海。这就有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使吴越文化在磨练与挑战中、在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中，能够成就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特质。所以，吴越多能工巧匠，“奇技之巧出焉”。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虽然教义各别，但在吴越国却十分融洽，“广崇至道尊三教”（钱鏐：《造寺保民》）。钱镠虽然幼小读书不多，但经高人引导，很重视文化，重视教化、尊重人才，尊重儒学，想方设法搜罗中原各地流落的儒学人才，儒家的“忠义”、“和合”是他治家理国的基本思想；他从小得到径山佛家洪湮法师的指点，相信菩萨、神明助善遏凶，认为“人惟神祐，神实人依”，大建寺庙，延请高僧弘法；他略通图谶，信道法能预卜，显贵后，亲修天柱观，仍自命为“大道弟子”。钱镠的观念自然在吴越国获得广泛的响应，各地寺院佛塔遍布，道观林立，成为“东南佛国”。吴越国崇尚儒释道融合，儒的仁爱，佛的圆通，道的自然，相融相洽。中原不少文人学士慕名来到吴越，士大夫将儒家的一些精髓融入佛、道，以儒家的理念来阐释佛道，而大德高僧也自觉吸收儒家思想来弘扬佛法、道义。钱鏐这种文化包容性的融洽，使百姓也获得了一种柔情的教化，有力地稳定了吴越国政权和社会。 

钱鏐创建的吴越国的开放包容在商贸方面也十分显著。早在春秋时期，越国的名臣范蠡，在协助勾践灭了吴国后，就弃官从商，“乘扁舟浮于江湖”，到了齐国的陶地，“变名易姓”为陶朱公。他抓住陶地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的优势，从事商贸，“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终至“巨万”，“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成为中国富商的鼻祖。虽然古代中国讲“士、农、工、商”，历来把商人放在末位，但吴越钱鏐十分看重商业，重视商人，委任与日本、契丹贸易的商人为通好信使；钱弘佐（忠献王）当政时富商程昭悦甚至一度担任内都监使（王城禁卫军的监军）这样的高官。也正是因为吴越文化中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对商业文明的重视与实践，吴越国积极主动与中原，与北方的契丹，以及朝鲜、日本 ，乃至东南亚、中亚等许多域外国家进行友好交往与商业贸易，推进了吴越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讲求大众化，重人文关怀

钱鏐立国就是以民为本的，修水利、发展农桑是为民，避免战乱是为民，这些本质上都是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自然会深刻地反映在文化上。钱鏐在吴越国虽然也发展“阳春白雪”的高端文化，但十分重视文化的大众化，也就是能为平常百姓接受的大众文化，而且注重人文关怀。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两千多年前，《尚书》中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间莫归于人”，强调要“立民（使民自立）、喻民（使民明白道理）、养民（使民休养生息）、惠民（使民得到实惠）”。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就安宁。钱鏐传承了这一重要的立国思想，认为“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钱鏐根据吴越区位特点，努力实践这种“民本”思想，这在整个五代的各个君王中是非常突出的。

当然，要真正贯彻这种“民本”思想，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吴越国无论是清除逆贼，平定叛乱，还是修水利、发展农桑；或者修坚固的城池，避免战乱，还是崇佛道、立寺庙都是为吴越百姓，本质上都是人文关怀。这些人文关怀自然会深刻地反映在文化上。“诗言志”，于是，我们看到了钱鏐诗文中时常出现的人文关怀。诗文有直接为民请命的。在战乱频仍的唐末五代，对于百姓来说生存当然是第一位的。所以，钱鏐在不少诗文中竭力为民请命，直接关怀百姓的生存权。

董昌称帝，戕害百姓时，钱鏐虽处丁艰，但其心“一刻不安”。他在上唐王朝的《奏请出师讨董昌表》中写道：“贼一日不灭，小民一日不宁”， “贼寇除而民心安”，“社稷固矣”。讨平董昌是为了小民能过上安宁的日子。

对于海潮为害，钱鏐在上奏后梁皇帝的《筑塘疏》中这样报告潮水对杭州的冲蚀：“海飓大作，怒涛掀波，堤岸冲啮殆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这显然是一封为民请命的奏章，潮水太凶险，老百姓没法活了！他在《疏》中写道“民为社稷之本，土为百物所生”，“塘之不可不筑”，“虽值干戈扰攘之后 , 即兴筑塘修堤之举 ”。所以，尽管战乱初平，为了百姓，不能不筑堤修塘。这显然是在向当朝为民请命。

钱鏐的《石镜山》诗虽是抒发自己的感慨，但落脚点还是在民，在为民祈福。“三吴百粤兴金地，永与军民作福田”。他为什么要使三吴百越成为“兴金地”？原来是为了让这片热土永远成为吴越军民的“福田”。在《秋景》诗中，他庆幸“天垂甘泽”，风調雨顺，希望“率土吾民成富庶”，让吴越百姓都能富足。这种为百姓祈求幸福，是在向上苍为民请命。

钱鏐敬佛崇道，为什么？原来还是为了让神佛祐福百姓。他的一首诗题目就是《造寺保民》，“广崇至道尊三教，盖为生灵奉圣容”。他推崇佛道，给菩萨、神仙建寺造宫，供奉神像，都是为了让神灵能够护佑百姓。造寺表面上是为神佛，而实质是向神佛为民请命，要神佛护佑百姓。

钱鏐诗文中的人文关怀并不限于对百姓生存、福祉的关怀。他还十分重视提升百姓的精神境界。在《造寺保民》中，钱鏐就鼓励百姓要勤劳致富，谦让和睦，“播种勤耕盈廪庾，兆民兴让洽温恭”。钱鏐意识到了百姓要生活富足，必须勤劳，而要幸福，必须有谦让和睦的品格和素养。

对于"钱塘江夹海潮为患",钱鏐以前的当政者大多只是"为文祷于江神",未有大规模的实际治理,所以"民不堪命"。后梁开平四年（ 910）八月，钱鏐发民工二十万于杭州候潮门、通江门外筑塘。钱鏐亲临钱江，祭天射潮,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和气势。钱鏐为什么要举行庄重宏大的射潮仪式？原来 “虽值干戈扰攘之后 , 即兴筑塘修堤之举 ”，不仅是为了百姓生存，也是为了对百姓精神的提升。面对凶险的潮水，钱鏐无所畏惧，筑起塘堤。对于老百姓来说，塘堤的成功修筑，表明天神、海神、潮神都是支持吴越崛起的，同时也证明吴越百姓是能够战胜“千精百怪”，建设好家园的。射潮筑堤的壮举，极大地提高了吴越百姓的自信，大大地提升了吴越百姓的精神境界。所以《筑塘疏》中钱鏐认为 “虽值干戈扰攘之后 , 即兴筑塘修堤之举 ”，可以“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相对于关怀民生，这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钱鏐还十分重视诗文的大众化。大众化才能为平常百姓接受，才能使百姓受益。

后梁开平四年（910），已经是吴越王的钱镠回乡，原先的邻居、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太太，喊着钱镠的小名钱婆留，祝贺他富贵。钱镠丝毫不因为叫他的小名而生气，相反，立即下车拜见。随后，又设宴款待乡亲父老，男女八十以上用金酒杯，百岁以上用玉酒杯，其中百岁以上者有十余人。宴会中钱镠高唱自己谱写的文绉绉的《还乡歌》，向大家敬酒。但是乡亲听不懂他的高调，没有反应。钱镠醒悟，马上“揭吴喉唱山歌”来表达他的感情：“尔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 钱镠唱罢，“合声庚赞，谈笑振席，欢感闾里。”（《吴越备史》）你看，一唱大众乡音，大家都跟着唱起来，欢歌笑语不绝。作为吴越领袖的这个举动，不就是垂范大众化，表达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吗？《枫窗小牍》说，此后，钱镠的这首歌更成为“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其宴处为欢乐地。”就是说，钱镠的这首歌竟被演绎成了青年男女恋爱对唱的歌曲，宴请的场所还成了民众欢庆之地，可见其大众化的程度有多深！

正因为有钱镠的率先垂范，大力创导，所以，吴越国体现人文关怀的大众化文化比比皆是。城市有“市井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窑区催生出“瓷文化”，乡村有“水乡文化”、“蚕丝文化”、“耕读文化”，民间还盛行“佛教文化”------所有这些吴越国富有特色的文化，都体现着钱王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蕴含着钱王文化深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