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通俗文学兴起的原因要从国家、文学、国民三方面来研究，而新时期通俗文

学的巅峰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本文将以金庸及其武侠小说为主干来论述这一课题，同时穿

插现代文化的其它特有元素。

 

【关键字】通俗文学、金庸、民族意识形态、文化实根、人学

 

一、   何谓“通俗文学”？

必须说明的是：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中国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对于这个概念已然有一番精辟的见解——“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包含约五大类文体：诗歌（主要为民歌、民谣、词曲等），小说（主要为话本、讲史等），戏曲（主要为戏文、杂剧、地方戏等），讲唱文学，游戏文章。此书从秦汉以前的歌谣一直分析到清代的民歌，虽然没有触及新时期的通俗文学，但是却给我提供了研究的灵感。

我理解的“新时期的通俗文学”是这样的：在以上五大类中再加上一些现代广为流传的、不可忽略的元素，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电视剧及其剧本、流行歌曲的词等。

之所以开篇不直入课题，反而要介绍“通俗文学”，是有原因的：除了搞文学研究的人之外，很多人都不清楚所谓的“通俗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试问，在懵懂情况下的读者又怎么能心境清明地接受以下“兴起原因”的阐述呢？

下面我就正式就“新时期通俗文学兴起的原因”这一课题来谈谈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

 

二、   新时期通俗文学兴起的原因

通俗文学体裁颇多，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短时间内是无法将每一种体裁钻研透彻的。因此，我以金庸以及他的武侠小说体系为主干来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同时穿插一些现代元素用以辅助我的观点。

为什么是金庸呢？原因有三：

①  国民读者层面：2000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我国首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显示：金庸是国民最喜欢的作家；

②  实践研究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沈登恩先生首先提出“金学研究”以及进入90年代，谢冕和钱理群先生在其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选入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

③  文学地位层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把金庸选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一，且高居第四位；严家炎先生在《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更是大胆地指出“按照作家本人对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说创作所获得的综合成就而言，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是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的。

虽然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完成，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为国民所熟知却是80年代以后，符合课题研究的时间——“文革”之后的新时期。而武侠小说在现阶段来说确实不能归为高雅文学一类，所以也就恰好是符合“通俗文学”这一范围的。

还有一个主观原因是：我喜欢金庸，尤其喜欢看他的武侠小说，研究这一课题至少有把握能言之有物，不至于无病呻吟。

 

1、国家、社会对国民的意识形态引导的需要

①“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变化——强化国家认同、淡化民族认同和多民族社会和谐应从“政治化”向“文化化”方向努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群众共居一国，要解决和谐相处的基本问题不仅仅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来说，增强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很好地促进民族团结，也就是采用“文化化”的方法，是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主题的。那么，在这宏大的政策意愿下，领导人是迫切需要寻找到能够寓意民族团结的文学作品，并以之作为民族认同感“文化化”的载体的。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显露着“对于一种新中国性形象即中华性的文化认同和想象”的模式。俗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金庸的《天龙八部》和《鹿鼎记》两部小说适时进入了广大国民的视野。

在表现“民族团结”的大舞台中，《天龙八部》讲述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大理、宋、辽、西夏、吐蕃等国之间的“多国演义”，在多民族矛盾冲突和各派群雄竞争的激烈风云中，深入刻画了既融会汉文化与辽国契丹文化，又超越其上而代表天下百姓利益的大英雄、大豪杰萧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更是干脆被塑造成了一个兼有汉、满、回、蒙、藏等民族血统的古代“混血儿”。

此外，金庸还在《书剑恩仇录》中褒扬少数民族美女香香公主、巾帼英雄霍青桐，在《射雕英雄传》中突显蒙古帝王成吉思汗，在《鹿鼎记》中捧高满清皇帝康熙等。这些独到的人物描写都能在不同的历史侧面增强现代民族间的和谐气氛。

②“文革”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不稳定与中国力量大团结意识的隆重崛起——让国民了解历史真相，增强和平认同感和同仇敌忾的共识。

一直以来，日本都未能正确对待自己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企图掩盖其在二战中对待中国的种种劣迹。中国一直在呼吁日本正视二战历史，不要轻易破坏中日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关系，希望日本以一种谦卑、友好的态度来处理中日之间的摩擦。但是日本似乎一意孤行，单方面使得中日关系进入紧张状态。这时候，我们又需要一些文化引子来对中华民族进行大团结的思想总动员。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综合电视频道都播放过“抗日战争”题材大片。我们这一代人在彩色的视界中，伴随着“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日本鬼子投降中国”的常识成长。例如，2005年的《野火春风斗古城》、2010年的《雪豹》、2013年的《箭在弦上》等。

还有经典歌曲和流行歌曲的盛行，如《精忠报国》、《国家》等。歌词里充满了无限爱国豪情，让人听得荡气回肠，爱国之情陡然而生。

多种的文化媒介蕴涵着无限的通俗文学所特有的文化力量，而这力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团结。能够上升到如此高级的层面，通俗文学绝对是有其雄厚

 

的文化底蕴的。

 

2、现代文化实根发展的需要

什么是“文化实根”？

我们不妨先了解“文化虚根”——即文化与中国古典母体文化进程断裂，参照西方国家文化模式而创立的现代化特征，看起来归属于西方文化统治，实际上又与西方文化中心相疏离。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陷入了一种虚无空间，哪一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就是摸不着实在的自身。

中国人现在正遭遇着文化虚根危机，但是却一直在执着地寻求新的文化认同感，即希望拥有文化实根，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文化，承接古典，开创经典，从而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走向文化实根。

文化虚根危机还表现在主流文化墨守成规这一层面。主流文化想表达一个特定的主题，那么作者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贬低本就消极的事物，尽力把已经是积极姿态的事物推向巅峰，塑造一种永恒不变的典型。然而，新时期通俗文学（特指金庸小说）当然也继承了这种典型模式，也有宏大的历史背景，但最重要的是作者善于赋予主角一种独创性的人生故事，且不同小说中的人格模式一直在不停地创新和变化。小说变化的细微决计是逃不过读者雪亮的眼睛里。他们会紧紧捕捉住新鲜的情节和有趣的人物故事，从而在深入阅读中陷入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中，并且会在赞叹中与作者同化。文化在拥有了广阔的实在的存在领域后，拥有文化的人自然就会有一种独创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存在的自豪感，而这自豪感是如此地实在。

金庸小说往往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欲望，比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被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揭开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危机，并因此遭受了无尽的冲突和痛苦的折磨，在抵制和战胜这种非情愿的不幸命运中而展现一代大侠的英雄气概。再比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因不明自己父亲杨康的死亡真相，一直笼罩在虚无的复仇阴影下，曾几度想要做出有违道义的事，但是最后凭借着自己的理智一次次从罪恶的边缘退回光明的国界，最终也成就了一代大侠的英勇睿智的形象。

金庸的小说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文史典故，如《射雕英雄传》第一回中写到以宋代靖康之耻事件分别给尚未出生的郭啸天之子（郭靖）和杨铁心之子（杨康）命名。这里是借给小说人物取名之机引入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在现代通俗文学中适时添加古代历史元素，承前启后，让小说趋于理性的真实却又不失艺术的韵味。

流行歌曲中也不乏有蕴涵古典文化和现代元素的精品，例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中的“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有宋代的瓷器文化和书法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国民精神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3、国民自身精神充实的需要

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成就，是吸取了‘雅’、‘俗’双方的文学经验因而又是超越‘雅’、‘俗’之上的。”

“文革”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得最多的无疑是鲁迅、巴金、沈从文等大家的高雅严肃的作品。但是广大民众的文化程度并不支持他们自己对这些高深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更不用说深入得去阅读。那么，民众的文化生活不是一直都很单调吗？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的需要总是会催生一些新式的文化形态。金庸小说以其明白流畅、言文一体、出神入化、优美活泼、机智幽默的口语化语言缠住了国民读者的心。金庸学识渊博，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忠奸分明，凡是正能量的武侠英雄，无不忧国忧民、英勇侠肝、豪气干云，着实让人钦佩。在当今这个几乎是“见贼漠视”的社会，每个人在躲着“贼”的同时其实也在敬佩着英雄，甚至幻想着自己也是一名英雄，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去实现这幻想的勇气大多都已藏在了人类的朋友——狗的世界里。于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因为看金庸的小说，多多少少能够弥补国民对于某些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遗憾，实现我们精神上的满足。

同时，我们看金庸的小说，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的主角在不同的小说中呈现出“侠气渐消、邪气渐涨”的趋势。《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则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的；《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又是“无欲无求、无名无我”的；《鹿鼎记》中的韦小宝直接就是小流氓了。人无完人，读者在一步步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感受到的不是金庸的创作思想出现了什么偏差，更多的却是对人物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金庸写出了人性的本质——没有人是极端的英雄、绝对的好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特性，就会有自己的缺点。文学不是神学，而是人学。写尽了人性多面的新时期通俗文学（特指金庸小说），自然会有一大批忠实的国民读者。琼瑶等台湾作家的言情小说在新时期的中国市场的反响也是非常可观的。

文字上的小说尚且如此吸引人，那生动可感的电视剧、音质优越的流行音乐当然也能在显现的形式中俘获国民的心灵。

 

以上，便是我对“新时期通俗文学兴起的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的一些浅薄的看法。文笔稚嫩，如有不足，请阅读者多多包涵，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❶郑振铎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❷葛涛编的《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❸陈志明笺注的《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东方出版社出版；

 

 ❹金庸著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长篇武侠小说；

 

 ❺王铁志主编的《新时期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