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芷江县文物馆内收藏着一块长2.07米，宽1.05米，厚0.1米，青石质地、价值非凡的石碑，这是沈从文先生第一次为人书丹立碑，并且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留世的书法真迹。

整块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标题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石碑落款处刻着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时间“民国十年(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

石碑记叙了芷江警备队长段治贤的不平凡人生经历。段治贤，黔阳人，生于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九日，15岁时父母相继过世，与一个多病的弟弟相依为命。辛亥武昌革命军起义后他毅然投军，在每一次战斗中机智果敢，英勇善战而被提升为连长。后因护送熊希龄太夫人离开凤凰经辰溪、泸溪、沅陵等险要地段多次遭到土匪的袭击，段治贤总是英勇无畏、巧妙周全，精心保护太夫人安全到达武陵。这次段治贤护驾有功，熊希龄不胜感激，于是将段治贤推荐给当时芷江(沅州)县府任警备队长。

段治贤任警备队长期间，芷江土匪非常猖獗，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害得乡民百姓无家可归。段治贤正义感极强，常常率领警备队员清乡缉匪，使土匪对段治贤痛恨至极。民国八年(1919)正月二十五日，警备队长段治贤率队清剿巨匪，途经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时，被百余穷凶恶极的土匪围困，激战数小时，弹药打尽，伤亡过半。此刻段治贤用佩刀与土匪拼杀，杀死土匪数人，土匪疯狂地叫喊着：“这就是段队长，杀死段队长……”，终因寡不敌众，段治贤身中数弹而殉难。碑文赞扬段治贤“勇敢善战，屡缉巨匪，为民除害”的英勇业绩。

1917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因曾参与同乡组织铁血团准备谋刺妄图登皇位的袁世凯。由于暗探发现，同乡被捕。沈宗嗣得到口信，匆匆离家出走。沈宗嗣的出走，给沈家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沈母黄氏拉扯着几个子女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度日如年，心地善良的沈母朝思夜盼自己的丈夫能活着并早日回家。

1919年，沈从文的母亲得知沈宗嗣还活着流落在外的消息，果断地将沈家在县城中营街的老屋卖给田友兰名下，所得银两一并交给长子沈云麓让其千里寻父，然后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沈从文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这时在从军的沈从文也随母来到了芷江。因五舅的关系，沈从文就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警察局所在旧县衙门隔端是典狱所(看守所)，每天傍晚，他同一巡官到典狱所清点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犯，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便从事起“税官”这项工作。那叫芷江是沅水上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大码头，上下船只颇多，水河上百舸争流;加之芷江自古以来又是官道，每天要宰杀数十头猪、牛。当时每头猪征税640文，牛征税2000文。沈从文每天填写税单，另一人负责检查。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沈从文常常跑遍全县城的每一个屠宰摊点，跑遍县城的城东城西。城东城西是一条宽敞的水河相隔，沈从文从事屠宰税的征收，就得来同往返于湘西著名的侗乡风雨桥——龙津桥。由于沈从文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于是，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不同阶层的各式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与那些屠户。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后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作庖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在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这都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极其不切现实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对于女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不意十年后，这些读书不多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念，很勇敢地投身人革命的旋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当时，沈从文在芷汀还有一个“大拇指人物的亲戚即姨父，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仟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 (见沈从文《女难》)。当警察局长的五舅非常喜欢与姨父吟诗作对，沈从文每天收税回来，一边看他们作诗，一边替他们抄录诗文，此时此刻，沈从文也非常盼望所抄写的诗被人嘉奖，于是，他练习小楷字帖也就特别用功。加之，当时在警察局里有一位叫邓其鉴的师爷非常擅长书法，沈从文非常虚心好学，便经常向邓其鉴师爷请教。邓其鉴也热心赐教，常给沈从文讲授我围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帮助沈从文分析这些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同时，邓其鉴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指出沈从文书法的优点和不足。告诫沈从文，书法要在神韵、情趣、笔意上狠下一番苦功。沈从文时常牢记邓其鉴师爷的教海而受益颇深，因而沈从文的书法长进特别快。于是，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民国十年期间(1921)，尽管前警备队长段治贤已殉难两年之久，但段治贤的品格和英勇业绩在乡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民因经常遭土匪的袭击、掳抢烧杀，苦不堪言，百姓们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位英勇善战，并很有正义感的警备队长，于是经常有数百以上的乡民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地方名流志士集结在县府，强烈要求县府给段治贤树碑立传，以褒其美德，颂其业绩。在乡民百姓和一些地方名流的再三要求之下，县府决定给段治贤刻碑立传，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警察局。然而.警察局长(沈从文五舅)把给警备队长段治贤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邓其鉴。邓其鉴把碑文稿写好后便向警察局长推荐沈从文为其“书丹”，沈从文欣然受命。此时此刻，沈从文心潮翻滚，认真阅读了碑文所记载段治贤那短暂一生的悲壮事迹后，他脑海里闪现着随部队易防在沅水流域飘泊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江流的涛声和船夫的号子，如黛的青山和龟裂的庄稼地，“有时半夜，三四里附近发生火焚抢劫事，鸣锣打鼓，喊声连天……不到半年即屠杀约一千人”的农村残酷现实，给他留下痛苦的深刻印象，唤起了他一颗正直的良心和民族忧患意识。加之，平时警察局的人也经常谈论段治贤的英勇事迹，沈从文对段治贤早已产生敬佩之情。段治贤为民除暴、英勇无畏的精神沈从文从心底佩服。想到自己要亲手为这位警备队长书丹立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他面对眼前这块高大颇有重量的石碑摆在东紫阁的凉亭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先生既为被人器重而高兴，更有能为佳人倾慕而自豪，他起了一个架式.定了会神，挥笔疾书，一气书成，写得非常顺手。写完之后，赢得观赏者的阵阵掌声。沈从文顿时觉得心情无比舒畅。

虽然，沈从文早年为警备队长书丹，在芷江留下极为珍贵的墨宝鲜为人知，但芷江人民一直以此为自豪和骄傲。由于新闻媒体的传播，中国著名画家，美协副主席黄永玉获知在湖南芷江文物档案馆内还保存有沈从文老先生墨宝真迹的消息后，于1987年10月12日，从北京专程来到芷江拓印沈老碑文手迹。1988年春天，沈从文先生的一位亲戚来到芷江文物馆参观，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赏了沈从文亲手书写的碑文，对沈从文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当讲解员向他介绍此碑是沈从文先生年青时期的书丹时，沈先生的这位亲戚感到格外高兴，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片带到北京，亲手把碑文拓片交给正在病床上的沈从文先生观看。沈老先生见此碑文拓片激动得热泪横淌.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拓片，无比兴奋地说：“是啊!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 ”

如今，前来芷江文物馆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凡来参观的游客和观赏了沈从文先生书丹的艺术家，无不拍手赞叹!更有诗人赞咏沈从文先生书法“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草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潇洒、道劲，又有独特的风骨。凡观赏了沈从文先生手迹碑文的艺术家们和游客无不赞叹此碑文的文物价值。这块珍贵的石碑不仅对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沈从文早期思想，为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