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摘自《探求》 2004年06期第67-68页。作者是李红霞。

[摘要] 在动态-功能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本文对奈达关于“译文必须让读者理解并达到透彻境地”的动态对等观的合理性作了说明，同时也论及了它的问题和不足。

[关键词] 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读者反应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家们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以及信息理论的影响下，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对翻译研究这个古老的课题赋予新的含义，增添新的内容，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翻译技巧。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翻译理论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代表之一。

一

奈达关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后改称“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翻译理论，对我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所谓动态对等(即灵活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在动态对等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应。这一动态对等、灵活对等的翻译理论所提出的开放式的翻译原则，形成对中国传统译论关于静态分析翻译标准格局的一大突破。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注重形式的直译是“忠实的（faithful）”，而注重内容的翻译则是“自由的（free）”。奈达认为，注重形式的直译者主要着眼于诗歌对应诗歌、句子对应句子、概念对应概念这样的形式等同，容易误解“作者的意图”，甚至“歪曲意义”（Nida, 1964:191-192）。在奈达看来，进行动态翻译的译者比直译者可能更忠实于原文，因为前者可以更全面、更充分地理解原文的意义。他还认为，用增添、省略、转换等方式对原文意义进行解释，更能保持原文意义的完整。当然，按照奈达的定义，动态对等翻译不等于传统上的“自由翻译”或“活译”，因为动态对等翻译有严格要求，它要求译文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而自由翻译或活译则没有此种要求，自由翻译往往是译者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

奈达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80 年代对此概念进行修正，改称“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对等”只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优于形式上的一致,有失偏颇,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内容和形式矛盾。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文中，将原来的“动态对等”修改成两者兼顾的“功能对等”,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也要求对等。比较而言,“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关于功能对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又提出翻译对等二层次。他强调,所谓“对等”分为“最高层次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和“最低层次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在他看来，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的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而这种层次的译文,奈达认为永远无法达到,尤其是在两种语言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差异较大时,就更不可能达到。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这种对等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低于这一要求的译文就不可能让人接受。

奈达的译论同时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一套表示意义的体系的观点。奈达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独到的办法,用词来为经验分类,而且这些词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迥然相异的。奈达这个论点说开来就是,甲语言中的一个词A，它所指称的经验是无法用乙语言中的一个对等词B所完全涵盖的。翻译对等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在翻译实践中,许多译者恰恰忘掉了这一点,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对等词总是完全、绝对对等的。

奈达的翻译理论,归根结蒂,可以用译文必须让读者透彻地理解(complete intelligibility)来高度概括,只有让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达到透彻的境地才能最终求得动态的对等,让译文读者作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可以认为，奈达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到翻译标准之中。为此目的,如果译者遇到照原文形式直译容易使读者感到“笨重”或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就必须改变原文的形式。如在《圣经》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教育和感化人的目的，注重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而遵循“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

二

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并非尽善尽美。在对翻译过程的分析中，奈达过多地考虑了交际因素和文化因素，尤其是读者的反应。为了达到最终的“等效”，译者不得不改变形式，以便使处于译语文化中的译文读者尽可能产生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反应。而由此造成的对原文形式及语篇多样性的忽视，是奈达翻译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

奈达的翻译理论的问题还表现在，在解决译文的交际性和可读性问题上，如果将其原则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翻译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时%译者就应该如实地传达原文内容,而不能只顾读者的反应。虽然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强调译文的可读性有其道理所在，但在文学翻译中，同样也可能存在着导致译文语言简单化、引起意义走失、甚至非文学化的倾向。

以德里达、福柯和巴特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消解了作者的权威性，突出了文本的地位以及作为读者的译者的作用，使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站到了平等的地位上，这就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建立在对等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可能有利于人们从更符合实际的角度去研究翻译问题。尽管解构主义理论有其偏颇的地方，但它的解构性的视角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探讨翻译理论的建设性的东西。就奈达而言，解构主义的观点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对等翻译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解构就是立足于差异，语言之间的“同”（对等）是显的，而“异”（不对等）则是隐的。只要对两门语言都有很深的了解，对等之处总可以找到。而不对等则属于话语中没有说出的或说不出的部分（the unuttered of the utterance）， 在语际转换中最难处理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此。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翻译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既要借鉴奈达翻译理论中关于对等问题的合理观念，同时又要注重对不对等的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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