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保护国宝的地方——四行储蓄会旧址（省‘市’保档案/天津篇）

在天津市和平区的东部，有一条算不上很宽，但非常有名的解放北路，沿路的法国梧桐枝叶茂密，绿荫遮盖着路面。街道两边有许多造型独特的中古时期的西洋建筑，漫步街上可让你领略到异国的风采与情趣。这些建筑中有好多是各种名目的银行、洋行、证券所之类的金融建筑，譬如原美丰洋行、原北洋保商银行、原中国农工银行、原东方汇理银行、原横滨正金银行等等，可说是数不胜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解放北路中段的西侧，有一幢古典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它就是位于解放北路147号的原四行储蓄会旧址，楼房虽然不大，但大楼里蕴藏着近代天津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多家外资银行咄咄逼人地进驻天津，当时北方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决定“协议联营”，规定联合营业之范围，以“不侵害各行各自之营业为限”，规定联合后有“互相协助之义务”，从而形成四行联营之局面。2013年又决议在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之下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并规定“储蓄会之营业，完全独立，与各行之盈亏无关”。由此可见，新成立的四行储蓄会是一个独立于四行之外的机构，既要实现四行之间的优势互补与信用联合，又要切断与四行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使四行储蓄会保证比较独立、超脱的地位，防止四行的不当介入。

四行储蓄会的构建是近代华资私营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私营银行私营银行发展初期的信用联合。其本意是在外资银行的夹缝中寻求华资银行的立身之地，通过合作来实现华资银行的不断壮大。这种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的举措是天津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仅提高了参与联合的私营银行的信誉和实力，还极大地降低了它们本应独自承担的运营风险，为华资银行谋求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特殊的历史时期“被逼迫出来”的金融智慧，这一创举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原四行储蓄会大楼，建于1923年，是四行储蓄会设在天津的公会办公楼。该建筑东沿台儿庄路，南抵大连道，西临解放北路，北抵大同道，为三层带地下室的砖混结构建筑。它不像解放北路其他建筑一样，把入口直接临街，而是留下一个院子，整个建筑往东后退数米。平面呈“凸”字形，正中的主入口前是高高的石阶，凸出部分的上两层用四根立柱拱托檐头，墙面及屋顶缀有浮雕，这种古典复兴风格，给人一种大气和庄重的感觉。

当年清室为末代皇帝溥仪豪办“大婚典礼”时，因朝廷银库根本拿不出这批巨款，便用清室财宝作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40万元。这些财宝中，最昂贵的是那十六只金编钟。抵押的财宝到期后，清室未能赎回，金编钟便归属北京盐业银行，密藏在银行金库里。不久这一消息被泄露，当时各路军阀和国民政府都企图染指。无奈之下，1932年盐业银行便将金编钟秘密运到原天津法租界，存放在四行储蓄会大楼的地下库房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占领天津后，日本特务通过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在时任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和四行储蓄会分会经理胡仲文的精心布置和巧妙周旋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这些珍贵的国宝级文物没落入强盗之手。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胡仲文便将珍藏的金编钟及其他珍宝全部上交天津军管会。后来运入北京后，由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馆收藏。

原四行储蓄会大楼如今为中国工商银行的营业场所，该建筑中经近百年风雨沧桑，当年四行储蓄会的恢弘气势仍依稀可见。201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将四行储蓄会旧址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