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郎世宁铜版画中的乾隆“歩舆”

 

靖边安境，是历代王朝的大事。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历经四年的征战，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终于得以平定。乾隆皇帝为此龙心大悦，次年为表彰参与平叛的功臣，便仿效后汉云台二十八将、大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故事，将大内西苑的紫光阁修葺一新，并“图功臣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一百人于阁内。五十人亲为之赞，余皆命儒臣拟撰”（见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国朝宫室》。不惟如此，转眼到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余兴未了，又传旨让郎世宁等起稿绘图来记录这一平叛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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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宣纸设色绘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阿尔楚尔之战》

 

 

郎世宁接旨后，便联合同在清宫的欧洲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艾启蒙、安得义，四人一道着手绘制工作。全部图稿在次年依次完成，乾隆帝阅后很是满意，下令让内廷画家丁观鹏等五人用宣纸依照原稿着色另画了十六张（如图1），又将它们送至法国制成铜版画。乾隆三十八年，历时七年的雕版印制，十六幅铜版画各二百张才告完工，并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全部运抵中国，它就是后来著名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全套铜版组画共十六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从《平定伊犁受降》开始到《凯宴成功诸将士》结束，记录了乾隆朝平定西域的几场重大战事及战后一系列的劳军庆贺活动，可以说是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完整展现。乍看起来，其描绘的主要是宏大的战争场面，应该与家具无甚相干，但在最末一幅《凯宴成功诸将士》中，却展示了一幅乾隆皇帝乘“歩舆”的场景，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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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郎世宁等人绘制的铜版画《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凯宴成功诸将士》

 

 

据有关考证，这幅殿后的铜版画描绘的凯宴活动发生在乾隆二十六年。当时紫光阁刚刚整修完毕，为庆贺西域平叛成功和表彰功臣，乾隆皇帝便在殿前摆宴，邀请蒙古王公台吉及文武群臣等一百多人参加。从画中可以看到，画面中心是在紫光阁前搭起的一座大帐篷，文武群臣及蒙古贵族众人分列两厢跪迎，大家的目光都仰视着盘坐在十六人抬歩舆上的乾隆皇帝，在群臣的簇拥下，他正从左下角缓缓进入会场，以到中间大帐安坐。而我们现在要关注的焦点，则是他坐下的那件歩舆。其有着怎样的造型构架，规格如何？是否属于家具种类？这些问题才是我们需要解答的。

 

二、历史原貌：皇帝骑驾卤簿轻歩舆

 

从局部放大的《凯宴成功诸将士》（如图3）中，我们能够约略看到，乾隆皇帝所乘坐的这件歩舆，整体较一般坐具稍矮但宽大。从结构上看，其座面上部类似圈椅，下部则类似宝座，做成三弯腿造型。查找相关史籍，笔者在由允禄、蒋溥等奉敕纂修，完成于乾隆己卯年（亦即乾隆二十四年，与平定准部回部在恰好在同一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找到了当时对这件歩舆的图式规定：

 

“钦定骑驾卤簿轻歩舆，木质，髹朱，不施幰盖。通高三尺四寸（注：约113.3cm），倚高一尺五寸八分（注：约52.7cm），象牙为之。座高一尺八寸二分（注：约60.7cm），纵一尺八寸三分（注：61cm），横二尺一寸（注：70cm）。踏几高三寸（注：10cm），纵一尺八寸三分，横二尺一寸五分（注：约71.7cm），髹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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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凯宴成功诸将士》局部放大

 

 

而从书中所附的图式（如图4），我们则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件歩舆的面貌，其上部椅圈、鹅脖、联帮棍等构件一应俱全，靠背板以两抹划分，有如意云头状开光，风格偏近明式圈椅；下部膨牙三弯腿，牙条浮雕卷草纹，歩舆承落在方形的地平底盘上，前面另设雕有仰覆莲瓣纹的脚踏。关于此歩舆这种造型的来历，还是在《清史稿·志七十七·舆服一》里说得明白，其载：“轻步舆之称，改由折合明轿。初制，折合明轿，金漆雕花草兽面。广二尺二寸，高三尺四寸。地平广如轿身。直竿下数亦如大仪轿。装饰、幰衣诸制并与明轿同。”学者吴美凤在其《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一书中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她看来，轻歩舆“也就是明朝俗称的明轿或亮轿，由坐具加装该做而成，亦属木制家具品类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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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皇帝骑驾卤簿轻歩舆”

 

我们知道，卤簿为古代帝王出行时扈从的仪仗队，如东汉学者蔡邕记述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见《独断·卷下》）”。在清代，据《清史稿》记载，卤簿分为大驾、法驾、銮驾与骑驾，其中大驾用于圜丘、祈穀、常雩三大祀；法驾用于祭祀方泽、太庙、社稷、日月、先农各坛以及历代帝王、先师各庙，如果遇上一些庆典，则陈在太和殿庭；銮驾用于行幸皇城；骑驾则最为简便，用于巡方大阅。在《皇朝礼器图式》中，这些卤簿都能找到其配套使用到的一些家具，如其记载的一件“銮驾歩舆”（如图5），腿肩、牙条雕刻着瞋目獠牙的兽面形象，三弯腿的末端做成“虎爪承珠”的样式，其余在造型、规格则均与骑驾轻歩舆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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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皇朝礼器图式》中的“皇帝銮驾卤簿歩舆”

那么，在清代这类卤簿由什么机构来制作呢？一般而言，清代宫廷家具多在内廷制作，由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的木作、广木作和如意馆负责。但这些卤簿家具的承做、修补，却与普通居室家具有所不同。对此，学者吴美凤援引了乾隆十二年七月的记事录，其中载及：

 

“臣等请将现有卤簿大驾内应更换以及修理见新物件交与工部递换修补等，因于乾隆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具奏奉旨：盛京并无卤簿大驾，理应修理存留一分，其现用之卤簿大驾暂停修理，着交与工部另造一分在京应用，俟新造卤簿大驾完日，将现有此一分酌量修补，送往盛京存贮。钦此。”

 

从此我们看出，清代的这些卤簿家具，非一般的室内常用家具可比，所以外廷工部也在参与承做事宜。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出于礼制需要，而不能据此说造办处的工艺水平有限。

 

由此，回到郎世宁在铜版画中绘有的这件轻歩舆身上，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和学者吴美凤的说法，它应该是改由明轿，实质是坐具加装而成，但在《皇朝礼器图式》中，笔者却注意到，此书在谈及其历史渊源时，所提及的却并非明轿，而是《宋史·舆服志》里记载的“平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由此，我们也有必要去了解下清代以前帝王的乘辇。

 

三、历代帝王之辇

 

辇，或称辇车，起初并非帝王的乘具，如《宋书·志第八·礼五》根据《周礼》的说法，说辇车是“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可见其起初的制度级别并不高。而其真正成为帝王之辇，则从汉代开始，如《晋书·舆服志》载：“自汉以来为人君之乘”，《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也留有“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的记载。当时，对于汉成帝这个不合礼仪的请求，才女班婕妤表示拒绝，并劝谏成帝说：“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这就是著名的“班婕辞辇”故事，后来它被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入《女史箴图》（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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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之班婕辞辇》，大英博物馆藏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乘辇是八人抬的，顶部有网状的薄纱蓬顶，三面有帷，可以容納两人席坐。当然，对于汉代的乘辇，历史并没有留下确切的图式资料，《女史箴图》所描绘的辇也可能并非西汉成帝时的确切样式，而极有可能是魏晋时期的。魏晋以后，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对于当时的乘辇，《南齐书·卷十七·志第九·舆服》记载得颇为详细：

 

“辇车，如犊车，竹蓬。厢外凿镂金薄，碧纱衣，织成芚，锦衣。厢里及仰“顶”隐膝后户，金涂镂面，玳瑁帖，金涂松精，登仙花纽，绿四缘，四望纱萌子，上下前后眉，镂鍱。辕枕长角龙，白牙兰，玳瑁金涂校饰。漆鄣尘板在兰前，金银花兽玃天龙师子镂面，榆花细指子摩尼炎，金龙虎。扶辕，银口带，龙板头。龙辕轭上，金凤皇铃璅银口带，星后梢，玳瑁帖，金涂香沓，银星花兽幔竿杖，金涂龙牵，纵横长筜，背花香柒兆床副。”

 

而在北朝，《魏书·志第十三·礼四》则记载了一件供天子小驾游宴乘坐的“步挽”， 但可能由于它在雕饰上没多少讲究，所以仅记述了其功用，未涉及样式面貌。北魏后来分裂成西魏、东魏，后来两魏又分别为北周、北齐所替，隋则因袭于北周，而最终一统天下，结束自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隋末大乱，李唐定统，在如此频繁的朝代更迭中，《魏书》里记载的“步挽”却并没有消亡，而辗转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被改称为步辇，如《明史》载：“步辇者，古之步挽”，在著名的唐画《步辇图》（如图7）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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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唐阎立本《步辇图》，故宫博物院藏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为记述这件盛事，阎立本为唐太宗绘制了《步辇图》。图中唐太宗乘坐的步辇，前后由宫女担荷，左右各有两宫女扶持。从样式上看，这件步辇前带双直足，座面上有凭几供人倚靠，形制十分简单轻巧。此后，这种坐辇也得到唐代帝王的喜爱，如《旧唐书·舆服志》载：“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

 

五代入宋，车辇也多了起来，如据《宋史·舆服志》的记载，便有“逍遥辇”、“平辇”、“七宝辇”三种之多。在这三种辇车中，以“平辇”的形式最为简单，史载其制度为：“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饰如逍遥辇而不施棕屋，制尤简素，止施画云版而已”，可见其也是由坐具改装而成。据此而言，清代《皇朝礼器图式》说“骑驾轻歩舆”源起宋代“平辇”也并非毫无根据。至于《清史稿》所说的“明轿”，其名称见于《鲁班经》，又被称为牙轿。从传世的一些明轿来看，造型也多是较为低矮的圈椅再加底盘，与乾隆的“轻歩舆”在式样上的共通是显见的。综合这些信息来看，我们也不妨可以揣测平辇、明轿、轻歩舆在历史上极有可能是一脉相承的。

 

四、轿子与轿箱

 

前文提到明轿，也不由令人想到另外一种重要的乘具——轿子。在历史上，辇车多为帝王家所用，但轿子则在文武百官及社会中风行。据史籍记载，中国远在夏代已出现了轿子的雏形，如《史记·夏本纪》载“山行乘欙”，其所记载的“欙”据说便是最原始的轿子。而轿子之名，则来自于宋代的肩舆，如《宋史·舆服志》记载了其功用和样式：“肩舆。神宗优待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宋代以后的轿子也不鲜见，如《元史》记载了当时皇帝用的一种“象轿”，用两头大象牵拉，可见其形制颇大。从明代开始，宫廷内新兴了一种红板轿，可以说是后代轿子（如图8）的原型，据《明史·舆服志》，红板轿的制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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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晚清照片中的中国轿子

 

“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氈衣，红氈缘条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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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传世的黄花梨轿箱

随轿子的风行，在明代官宦群体中，还发展了一些与轿子配套使用的小家具，如王世襄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便谈到当时乘轿常带的一种器具——轿箱（如图9）。传世的轿箱多用于官轿之中，造型上半部较长，用来放纸张卷轴；下半部稍短，可以放置官印及笔砚。这样的形式，也使得箱子的左右侧端底部各留下了缺口，使轿箱的形状呈一个扁长的倒“山”字形。采用这种形式的轿箱，使用起来十分便于将其搭扣在轿杠上随行，既不轻易脱落，也可供乘轿人凭靠，十分轻巧灵便，不愧为古人的一大智慧发明。

 

转载自《鉴宝》20113年第81期，本刊记者 黄根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