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文概

《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杜元凯序《左传》曰：“其文缓。”吕东莱谓：“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 时君臣之言为然。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

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

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

《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

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

《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

《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

《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笃雅有节。”《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

《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抑苏老泉《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

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杜诗《义鹘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

韩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尽雄辩。”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

《易传》言“智崇礼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

“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

《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

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辩列子》云：“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案：《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

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

《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

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

董仲舒《对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密者，义法也。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

“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称庄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其传楚、汉间人，成片引其言语，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直令读者莫能辨之。

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

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搉典硕，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々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辞矣。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杨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

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曾、苏所见不同如此。介甫《与王深甫书》亦盛推雄，如所谓“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是也。

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谓幹“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盖为得之。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