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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陶瓷史上,在全国所有窑口生产的瓷器上的“福”字款绝大多数都以楷书、行书、隶书出现,而草书“福”字者都没有成为主流或主体。在元以前,几乎难见草书“福”字款,以后,也几乎没有再现草书“福”字款。这是因为,始于汉初的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到唐朝时,草书已经演变为“狂草”,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因此其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功能已经减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元朝以前或以后,陶瓷器物上基本没有草书“福”字款的原因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不少属于元代中后期草书八思巴文“福”字款的瓷器,竟被误认为是洪武草书“福”字款瓷器。
在元代瓷器上已经出现较多八思巴文的款识,这已经被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实物资料所证实。从考古学上看,瓷器上凡书、印八思巴文者,均已被古陶瓷研究者确定为元代产品。与此同时,元代瓷器上也开始出现了单一的草书“福”字。而此前在全国各地的陶瓷窑口中,不仅基本不见单一的“福”字款,
更难见有草书的“福”字款者。
元青花瓷器上出现单一的草书“福”字是与元朝强力推行八思巴文字紧密联系的。八思巴文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吐蕃萨迦首领八思巴国师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字。虽然这种犹如天书的文字,创制并不科学,只是一种音标式文字,无标示声调的符号,很难为汉人所接纳,但由于元朝多次诏令强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因此瓷器上出现八思巴文字便有据可循了。从书法上看,八思巴文书法也借鉴汉文,创造了草书体。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草书“福”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受压制的汉族陶瓷工匠为了祈求幸福,便在瓷器上普遍写上了八思巴文的草书“福”。
到了明王朝政权稳定巩固以后,明皇帝为了排除元代异己,坚决废除八思巴文字,随之八思巴文的草书“福”字便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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