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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贵工一甲子的宿命（摘传）钢铁冶金58级罗永元
(2019-08-09 08:08:07)
标签：
杂谈 |
分类： 冶金 |
我与贵工一甲子的宿命（摘传）
钢铁冶金58级 罗永元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
——沈从文
2018年，我虚岁80，既荣幸地跨入“髦耋”门槛，也意味着生命回归加速！也就是在这个喜悲交错的时间点，我却收获了生活历程中的一个不平常的“意外”！也引发了我对命运的一翻遐想。
这个意外发生在2018年8月8日，一个看上去就是很吉利的日子！
2018年8月8日
下午
18：36，贵阳贵工校友鄢贵权（曾任职贵州省科学院领导）给我发来短信，告知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成功，短信内容如下：
罗学长好，在您们开拓性工作之后，校友们共同努力，贵州省领导已签发文物保护名单，贵州共220项，蔡家关为受保护202项，谢谢您们。
鄢贵权
下午18：38，原贵工机械系佘时伟教授给我发来微信，内容如下：
老罗：
贵工旧址列入保护名录了！恭贺你们的辛苦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果。
下午19：19，在贵阳的老同学蒋桂香给我发来微信，内容如下：
1、省公布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请转告北京罗永元等校友，感谢他们
的努力和贡献，
3、蔡家关终于保护下来了。
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成功，是贵州理工学院正式向贵阳市文物局申请将贵州工学院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结果。是蒋桂香同学以及贵阳贵工校友会同学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许还有一些目前我尚不知道的实力人士努力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贵州省领导大力发展贵州文化事业的决心与气魄的体现和结果。我们要深深感谢贵州省各级领导！
为什么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成功之后，贵阳的老师及学友不约而同地及时通告身在北京的我？让我与他们一起分享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成功的喜悦？
因为，他们知道，首先拉开为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行动序幕的，是我这个原贵州工学院冶金系58级钢铁冶金专业的老学生！
那么，我为贵工旧址“申遗”，做了些什么事昵？
2017年3月9日，我给贵州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贵州工学院院址确定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留存保护。想利用国家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之际，有机会将信件呈交给省领导。
2017年3月11日中午，我邀请电机59级的龙绪民、电机60级的熊道修共同研究我写的信的内容，然后一起到北京贵州大厦，将信递交给贵州省驻京办，请他们转交给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省委领导。
3月11日，在北京贵州大厦，贵州省驻京办事处接待室，接待我们的小胡同志（贵州毕节人）应邀给我们拍的照片。
2017年3月30日，我利用回贵阳探亲的机会，向鄢贵权等贵工校友会的一些同学介绍了我们为贵工旧址申遗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响应与支持；
2017年4月11日、4月16日，在北京给贵州理工学院领导曾羽留言、给曾羽寄信，恳请现在使用贵工旧址的贵州理工学院出面，为贵工旧址申遗；
2017年6月13日，在互联网上，在省与群众交流的网络平台上，给贵州省领导写下为贵工旧址申遗的留言；
人民政府网站的网页上面，给省委领导孙志刚留言，再次请求省委慎重考虑将贵工旧址保留下来；
很幸运，我的倡议得到贵州理工学院的理解、响应与支持！贵州理工学院出面担负起了申遗的重任！
2018年1月，贵州理工学院正式向贵阳市文物局申请将贵州工学院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3月31日，我将我编写的《纪念贵州创办贵州工学院60周年》文稿，同时寄给曾羽和张勇各一份，进一步为贵工申遗造势。
苍天不负有心人！
2018年7月31日，贵州省下达了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黔府发〔2018〕20号文件）。在公布的贵州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件中，“贵州工学院旧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正式批准列入第6批第202号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8月8日，在贵阳的师友及时将贵工旧址被正式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消息通告于我。
2018年8月10日，我给贵州省文物局领导张勇写一封信，表示对省领导及他本人的谢意。
2018年8月16日，清晨，在"多彩贵州网"
的“直通交流台”给省领导和文物局写了如下留言：
感谢贵州省领和省文物局批准将贵州工学院旧址列入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贵州人民留下一片美丽的文化园地。贵工学子将积极支持贵州理工学院保护好！利用好！管理好！这片美丽的文化园地。（查询号：3109878843）
综观整个为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的过程，客观上，我当之无愧地是这次为贵工旧址申遗行动的首先倡议者、发声者、推动者！
我为何会突发奇想，要为贵州工学院旧址申遗？
事情的发端，是因为与老同学商量在2018年贵工建院60周年时，如何悼念已故老院长秦天真！
2017年3月初，我与家居贵州工学院旧址的老同学蒋桂香、李树强伉俪在微信上聊天。交谈中，我提及，在明年贵工建院60周年之际，能否发动校友们，在贵工校园里为我们敬爱的老院长秦天真立一塑像？这是多年前已提出过，但均未能实现的愿望。
蒋、李两位老同学则说：贵阳的贵工同学中，有钱人不少，立一塑像不成问题！可问题是，你把这塑像往哪儿放？
贵州理工学院不久将迁到花溪新校区，搬迁后，贵工旧址这片地盘将被拍卖，用以返还理工学院为在花溪建新校舍向银行申请到的贷款。
的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贵工旧址若被拍卖，不仅是秦天真的塑像无地安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秦天真带领贵工人千辛万苦开辟出来的、这片光彩美丽的文化园地就将被毁灭！贵州高教事业的一段不平凡历史也将失去佐证！
常言道：成功不可朽坏！有谁能忍心眼看着这片浸透了贵工师生辛劳的、具有深深历史印痕的建筑群被拆平！
就这样，原先想为老领导塑像的问题，引出了贵工旧址未来命运的问题，从而一下子就变为如何保留住贵工旧址的问题！
直到我与蒋、李两位老同学交谈的那时，我们还没听说有谁在设法保留住贵工旧址！那么，只好由我们出来找辙将贵工旧址保留住！
也许真是所谓“福至心灵”！想来想去，突然冒出一个“用申遗的方式”挽救贵工旧址免遭拍卖厄运的想法！
就是说，可不可以向省领导写信，说贵工旧址是“文化遗产”，请求将它保留下来！
这听起来，确是一个挺好的借口。可是，这样做行吗？管用吗？你能证明贵工旧址真是文化遗产吗？
为此，就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文化遗产的知识。
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是查对了。对照有关申遗文件中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从历史角度看”，贵工旧址就是一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就是一群“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贵工旧址就是货真价实的“文化遗产”！
如此一来，原先想“找辙”保留贵工旧址，那仅仅是一片朴素的感恩恋旧情怀。当了解这片旧址的真正价值后，这种情怀就立即升华为一种保留贵州历史文化的责任！
就这样，出于一种责任感，促使我冒冒失失，不管不顾地出来向有关部门呐喊呼吁：请将贵工旧址保留下来！
因此，也就发生前面所述的、关于我为贵工旧址申遗的那些作为。
事后看来，当时的那些行动是十分莽撞的。幸运的是，这些莽撞却得到各有关单位的理解、宽容、响应与支持！最终，才使得贵州工学院这片光彩的文化园地在法律层面上得以保留下来！
2018年9月11日，有人在互联网上发文，赞扬贵工旧址申遗的成功：“贵州工学院旧址，高校中的一匹黑马。”“在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名单中极为耀眼，因为它是贵州省所有高校文保单位中，唯一一个晋升省保的建筑群，而且它是“直升”省保，没有先列为市级文保。”
“今年是贵州工学院建校60周年，这项省保也可算是给学校的一个大礼物。”
在我年届80之际，却突然出来为贵工旧址申遗，并居然促成申遗的成功。高兴之余，也引发了我的一些遐想。
贵州工学院从1958年9月17日成立暨开学到2004年8月14日被合并，虽然仅存在46年，却也培养了50000多学生。这些学生中，一部分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留在贵州工作，在贵阳市的最多。
为什么首先发声用“申遗”方法挽救贵工旧址免遭拍卖厄运的，不是近在咫尺的、贵阳市的贵工校友们，而是远离贵阳几千里路的、在北京工作的贵工学生？
为什么在京工作的几百名贵工学生中，是冶金系58级的年届80岁的我，而不是同班的别的同学或其他年级的校友？
由我出面发起为贵工旧址申遗，
似乎是出于偶然？又似乎是必然！
这要从发生在60年前的、关于我的“毕业分配之谜”说起！
1958年7月，我在贵阳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
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高三（4）班的班主任、教我们物理课的汤定藩老师通知我，贵州工学院冶金系录取了我，并让我提前到学校报到。
我按要求，准时到地处贵阳市区南郊湘雅村的原贵阳医学院旧校舍、现在的贵州工学院报到。记忆中，被通知提前到校的学生好像有十多人（准确数已记不清啦！）。
学生科的负责人将我们召集在一起，向我们说明，通知我们提前入校，是让我们帮助学院搞好新生接待工作，负责接待已被学院录取、即将来学院学习和生活的700多位新同学，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与文娱生活。
然后，学生科的负责人将我们进行分工，我被分配到负责组织文娱活动的小组，并指定我作为小组负责人之一。
在学院学生科科长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接待新同学的任务，得到学院领导的夸赞与表扬。
1958年9月17日，贵州工学院成立暨开学。
开学后，我荣幸担任共青团贵工冶金系炼钢专业学生团支部的军体委员。说明那时的我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
然而，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的风暴也刮到了贵工，并波及到学生。
不知我有什么右倾言行，突然间，在我们系里，却成了被反击的目标之一，一些同学贴出了不少揭发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不太服气那些大字报中对我的“揭发”、“批判”，也贴出大字报针对性地一一解释。我这样做，当时被认为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幸运的是，我们冶金系对我，既没有开大会批判，也没有给予我什么处分，只是不再担任团支部军体委员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自己内心十分沮丧与悲观，失去了读书的兴趣，也没了上进的动力。学习成绩一直在5分制的及格分数—3分这条分数线上来回晃悠，直混到大学毕业。
到1962年12月，冶金系58级钢铁冶金专业的同学们，按学院要求和安排，进行补课、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编写毕业论文及通过毕业答辩，完成了所有规定的教学程序。
我也勉强达到了“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资格，与同学们一样，等待学校分配工作。
12月下旬，我们冶金系公布了招工的地区和单位，以及各单位的招收名额。按规定，每人可以填报5个自己想去的工作单位。我和同学们都领了表，然后回到宿舍，琢磨如何填报自己愿望的工作地方和单位。
我想，我学习成绩很差，出身“资本家”家庭，我自己在1959年下半年又被视为“右倾”，是个学习成绩不好、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也不好的“三不好”学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认为我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出于赌气，填报志愿时，前3个志愿，我填报解放军的研究院所，第4个填报北京市，第5个填报地处北京市的石景山钢铁公司。
我心想：我偏要填报这些同学们都想去、名额却很少的“好地方”和“好单位”，至于组织上是否分配我去，我根本不抱一丝希望！把我分到哪儿我都不怕，别人能生活的地方我也能生活。
填表工作结束，大家等待着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1963年1月9日，在布置得庄严大气的学生食堂，隆重举行贵州工学院首届58级学生毕业典礼。596名58级毕业生心情激动，兴高采烈地和其他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毕业庆典。省及市的主要领导都亲临大会，对同学们表示祝贺与期望。
在当天的大会议程中，有一项议程是，唱名表彰1958年8月中旬，被提前录取并提前进校参加“迎新”工作的、来自贵阳一中、六中及贵阳女中的20多名学生骨干，同时，给他们每人颁发表彰参加迎新工作的奖状。在唱名时，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也发给我一张奖状。我感到有些意外，系里的同学们更有些惊奇。但是，总的说来还不算太怪，毕竟我是提前进校参与迎新工作的一员。
可是，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很怪啦！
1963年1月19日，星期六的早晨，我们系在正式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两天，系领导分别将同学们一一叫到办公室谈话，在正式宣布工作分配前，对同学们做些思想工作。
大概10来点钟时，轮到了我，我被叫到系办公室。记忆中，当时办公室里除系领导王希尧和班主任刘振全老师外，还有党员同学龙云其和岑万云。
系领导王希尧对我说：“罗永元啦！我们看了你填报的志愿，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不适合分到部队去，分配你到北京市你有意见吗？”
我的天！真太出人意料啦！分我到北京！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才回答说：没意见！（被分到北京工作还有意见，这人是不是疯啦！）
两天后，1963年1月22日星期二早晨，系里召开大会，宣布了正式的分配名单，我果然被分配到北京市工作。
毕业典礼上被表扬！没有资格到北京工作却被分配到北京！分到北京还问有没有意见！你说怪不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没能找到答案。只是在前些年，听到了一些传言，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据说，1962年11月，贵州工学院领导曾经召开过几次院务会议，研究决定要隆重地举行贵州工学院首届58级学生毕业典礼，并对毕业典礼的有关工作做了细致周密的布置与安排。
在一次院务会议上，老院长秦天真作出两点指示：对1958年8月被提前录取到校，参加新生接待工作的那些学生骨干，第一，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进行表扬并向每人颁发参加新生接待工作奖状；第二，在毕业分配时，尽量满足他们填报的第一志愿。
原来如此！老院秦天真院有指示，指示下达到各系领导执行。
由于罗永元参加新生接待工作，遵照秦天真院长的指示，毕业时要给以一些优待。由于情况特殊，不能满足罗永元填报的、到部队科研院所工作的前三个志愿，只能将他填报的、到北京市工作的第4志愿作为第一志愿来分配，这似乎有些违背院领导的决定，所以要问一问罗永元，“分你到北京市你有意见吗？”可以说，正是因为，56年前，老院长秦天真重情重义，一直惦记、关心那些提前到校参加新生接待工作的学生骨干，指示毕业时给他们一定的优待。罗永元才意外地被分配到北京！
正是因为，我这个“三不好”的学生，居然被分配到北京！因此我将学院视为“再生父母”！对学院，对老院长秦天真深怀感恩之情远远超过其他同学！这就是2017年3月，我为什么要与同学商量如何悼念老院长秦天真的原因!
因为感恩要悼念老院长秦天真，才知道贵工旧址的处境，也因此就引出了为贵工旧址申遗的重任！
如果60年前的1958年，我没有被提前录取并参加接待新同学的工作，我能有56年前毕业分配的意外吗？如果没有56年前毕业分配的意外，那么，能有56年后为贵工旧址申遗的偶然吗？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命，天注定！”我与贵工这段长达一个甲子的宿命，似乎60年前，冥冥中就已注定！
有感于贵工旧址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周年，写此文以纪念。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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