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黄曼生

黄启坚：口述 

我的细姑黄书銮，1918年出生于金砂黄厝村。1939年在家乡的镕金初级小学担任校长时，用名是黄莹，参加革命用名是黄曼生。

我的父兄及祖辈在安南（越南）有商行，是做茶叶生意，府城（潮州）、汕头也有茶叶商行。

我的家在金砂乡黄厝村新乡文泰第，这是一座未竣工的四马拖车建筑。由于我的父兄是做茶叶生意，乡亲们也称文泰第为茶行。

细姑1935年在汕头同际中学读书期间，就认识共党员黄惜春老师和余叔等，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36年冬参加在中共汕头市工委倡导下组织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称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

1937年春，细姑已在大南山苏区教书，宣传抗日救亡。她积极为党工作，表现突出，1937年7月参加共产党，入党时才19岁。同年8月，细姑、李习楷和罗天在苏区接受任务，是单线联系的三人小组，（罗天、李习楷、细姑都曾是以教书为掩护，宣传抗日救亡）在我们家里建立地下交通站。我家文泰第，四周是稻田，后门有直通的田埂。小路和田埂连接施厝村、新乡陈，可迅速上桑浦山逃避。新乡和老乡又相隔几百米远，如发现敌情可快速从稻田中疏散撤离。前有外桥溪便于船运，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我家的家庭背景，经党组织考察确定，具备条件，才可作为地下交通站。

从1937年冬到1949年，在我家住下来的人很多，有的只住了几天就走，有的住了个把月，有的住了二、三个月，也有的住一年半载。都是遭受到匪敌追捕通缉的共产党人，秘密到来躲避的。来到我家的同志，都是说：“胶己人”（自己人），细姑要我称她（他）为阿姑、阿叔。细姑每次都说：“阿坚，你去埕头窗口看望，看外桥顶有没有“乌脚”（伪警察）从老乡过来。”我也习已为常成了细姑的瞭望哨。细姑经常陪同阿姑、阿叔坐杨墘松端兄的渡船去汕头，有的去汕头西堤码头坐轮船到香港。记得在我家住过的有杨静芳、王惠娥、王纪云、郑芳粦和非常多不知姓名的“胶己人”。（自己人）

1937年夏的一个夜晚，下着大雨，门外传来敲门声，祖母和我去开门，见一满身湿透的年轻人，祖母感到惊恐，年轻人说：“胶己人”，我马上让她进来。我的细姑母要我称呼她为细姑，她就这样在我家住下来。住了一个月，细姑告诉祖母和我，全家一起要到安南探亲，跟家人团聚。我们一家有居住在汕头的伯母和我的三个亲姐妹共是七人，还有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时间的细姑，临行时，还来了一位阿叔和我们同行，我们五人还是坐松端兄的渡船到汕头西堤码头。共是九个人，轮船途经香港，在我家住的细姑和阿叔到达香港口岸。我们一家七人继续前往安南，在安南和家人团聚才一个月，就回潮汕了。因我家是做茶叶生意，就顺便带回年久的老茶叶，装在两个专用大木箱。归途经香港，在香港休息两天后就回汕头，再坐杨墘松端兄的渡船回家，渡船停在杨墘村的灰窑头。几天之后，祖母上楼撬开从安南带回的茶箱，感到惊讶，发现木箱内全是阿司匹林、奎宁片和盘尼西林，谁都知道，盘尼西林是消炎药，奎宁片是治疗虐疾的特效药。在当时，苏区根据地经常处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之下，处境十分困难，在没有盘尼西林这东西时，一个小小的发烧都能引发人死亡，相当于绝症。而盘尼西林是一种抵抗细菌感染的特效药，在当时，社会上流通的硬通货有三件，黄、黑、白。黄的是黄金，黑的是鸦片，白就是西林青霉素。四个银元才购得一针剂盘尼西林，一些商家都会积攒盘尼西林。这两种西药国内没生产，需要进口，这批药品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秘密采办的。国民党查得很严，是极为敏感的药品，也正是我们部队的急需药品。祖母见到这么多西药，已心知肚明，只是生气对细姑说：“我不远万里，带回来的老茶叶哪里去，为何变成药品？乡亲们来讨老茶叶，我去哪里拿茶叶给他们。”

这位“胶己人”的细姑，来到我家住下之后，发生一系列的远行探亲活动，从表象上看，只是一次和亲人团聚的正常活动，实际是党组织，派这位细姑来布置到香港运输药品的任务。经过研究和周密部署，巧妙地，利用我们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同行护送两位同志到香港秘密办理这批军需药品的交接转运任务，等我们探亲归来，把茶叶调包成军需药品，再由我们，不知不觉把药品安全带回，既圆满又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37年—1946年细姑都是以教书为掩护，在本村镕金初级小学校任教，后来被聘为该校校长。1946年抗战胜利后，细姑不想继续与乡里的保长和保丁周旋，离开家乡，到礼阳学校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1945年，细姑把我送到汕头市立第三小学读书，1946年我考上汕头市立第一中学。在学期间，把我托付给地下党黄惜春老师，这几年我住在惜春老师家，得到惜春老师的照顾和帮助。期间，每逢星期天或隔个星期天，都要亲自送生活用品到学校给我，回家经常是带这些常见的‘大成肥皂’木箱。当时交通不方便，渡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细姑到汕头往返都是坐松端兄的渡船，停靠不是本村外桥头，而是在村邻的灰窑头。松端兄为人老实可靠，1938年—1949年，每从汕头带回的‘大成肥皂’木箱，都是在晚饭后，天黑了，空闲时候，松端兄才亲自送到我家，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大成肥皂’木箱内装的还是那些军需药品。

细姑自己是老师，把我送到汕头市读书，而不在家乡读书，舍近求远，每一二个星期天，又要亲自给我送生活用品，成年累月，为何要这样自找麻烦，这是为掩人耳目。是定期到汕头开会和联系工作，同时带回从香港转来的军需药品。从1938年—1949年，十余年来，往返汕头之间，源源不断，亲自护送军需药品。为抗战前线，为潮汕的解放事业，不懈努力工作，默默地，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1943年，潮汕地区，春大旱，夏饥荒，又在日寇铁蹄下，出现了粮价暴涨，大米每斗飞涨到七百元，米贵如珠。潮汕大地饿殍载道，哀鸿遍地，霍乱流行，瘟疫来袭，一片惨景。细姑写信把家乡灾情，告知远在安南茶行的兄长，请求寄来200包大米接济乡亲，解决饥荒。兄长很快就寄来了200包大米，这200包大米重是2万斤，当时父老乡亲都很感谢文泰茶行的赈灾善举。

当时保长叫一个保丁送一斗大米到我家，被细姑拦在门外，保丁说：“保长说米虽是你们家寄来给乡亲的，你们家也不例外，应该分一份。”祖母听后，上前要收下，细姑说：“不能收，米是寄给父老乡亲的，不是给我们家里的，如果是给我们自己的，肯定会寄到家里来。”硬是把保丁挡在门外。保丁扛着大米，朝大厅里面看了又望，然后走了。保丁走后，细姑和祖母发生了争执，祖母说：“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你为何不让他进来，不要这些米？”细姑说：“您的儿子寄来的米，分明是给乡亲们的，如果是给家里的，肯定是寄到家里来。”因为在那几年，夜里来往我家的人很多，也时常有同志住在我们家里。我家虽然在新乡，和老乡相隔有几百米远。作为村里保长，也有所怀疑，经常到我家以收人头税为由，对我家进行侦查。有一次保长到来收税，此时就有两位同志在我家住下来，保长一坐就坐到中午，饭煮熟就放在饭桌上。保长上前一看，就问细姑：“你们只有三人，还都是女人，为什么要煮这么多饭？”细姑机智又轻松的说：“我们这是为了方便，才把午饭和晚饭一起煮，所以多了一半。”保长听后，只好灰溜溜的就走了。所以，这次送米是借口，要强行进来侦查实是真的。我那年迈的祖母，怎会晓得这其中原由。

1948年9月这段时间起，每到夜晚，来到我家的人员比以往都多，进出各种货物也最多，最多的还是棉被。我家是做茶叶生意的，安南、汕头、潮州都有商铺，货物进出，属正常现象，也没引起多大的关注。

    到1949年末，细姑已三十二岁了，祖母说：“给你作嫁妆的金银首饰玉佩放在哪里？怎么找不到！”细姑轻松地说：“被我用于接济学生去了。”我家祖辈长期在安南经商，这些嫁妆可有一定的分量，怎可能全用于接济学生。哪时细姑教书有工资，家庭又有侨批，但是家里各项开支还是很节俭，细姑把节省下来的资金和自己的嫁妆，全部是用于购买军需品的棉被和药品，祖母一直被细姑蒙着，哪能知晓。

罗天同志、李习楷同志和细姑经常在一起周密细致部署开展交通站工作。所以，文泰第是一个唯一没有受到匪敌破坏的交通站。交通站自建立十余年来，担负着军需品的筹集和转运任务，在抗日战争和潮汕地区解放斗争中，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着，党组织赋予的各项使命。

细姑她对党一片赤诚，忠心耿耿，默默无闻的工作，无怨无悔的奉献着。

我见到李习楷书记已有五次，每次讲到我的细姑时，都是这样说：“黄曼生同志1937年7月参加共产党，是党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