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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越地春秋》刊文

一《柯桥古城隍庙考略》

童志洪

       柯桥古城隍庙，位于绍兴市柯挢区境内的浙东运河畔，柯挢融光桥东北首的东官塘下岸。名闻遐迩的柯桥城隍庙，虽然年代久远，但现存世的史料极少（明清至今的方志中，直接提及此庙的不足百字，且文字简短重复），加之历经战乱与变故，因此现今的人们，对柯桥城隍庙的历史沿革，大多不知所云。 

多年前，作为古镇怀古系列文章，本人曾撰写过《少年时代的古城隍庙》一文，并已收入了公开出版的文集《镜湖夜谭》。但当年撰写这类怀古散文，史料考证上着墨不多。为弘扬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适应新时期柯桥古镇保护开发工作的需要，现根据历史资料的考证，结合上世纪50年代本人亲历与回忆，与对历史的一些粗浅理解，重新加以专题阐述，以供相关部门与专家研讨参考。 

 限于水平与客观条件，本文考证的截止期，为上世纪60年代末。文中所存不足之处，谨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 柯桥城隍庙的基本形态及性质。
   
       上世纪50年代中起，我家先后租居于离庙不远处，李家台门与久富厅这两处私宅。期间，曾多次隨大人出入此庙，并在此"宿山"（做法事，下同）时入内玩耍，故对50多年前柯桥城隍庙的旧景，至今仍存记忆。

       1.1 旧时柯桥城隍庙的基本形态。

       柯桥城隍庙占地面积，最多也就2亩左右。这应该与它早先建庙时打下的基础，及后来市镇逐步繁华，人口增多，处于人居密集地段相关。

      城隍庙的建筑形态，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庙门口有石狮一对，门上彩绘有"哼哈两将"；大门两边为硃红色围墙，与马臻庙类似；大门与庙檐间，为蓝底庙额，上书 "城隍庙" 3 字；庙顶两端为飞檐，中有铜镜；主殿为一进，旁边有廂房与附房；廂房还有一些泥塑菩萨，内摆有不少专供信徒做道场时用的靠背竹椅；后门与另一台门相接，经一窄小弄堂，可达下市头直街；城隍庙门对面临河边，建有半人高的石板护栏, 数个立柱上头雕有小石狮子；临河西边，紧靠沈姓茶馆店主（沈家贞、绰号"老湖苔"）家二层楼房旁，建有一人高的石制古戏台，上面有四根石柱，顶住石制戏台顶。戏台顶部覆盖的是石质斗拱。从戏台底部到戏台顶，总高度约3.5-4米。

       据当年老人称，旧时城隍庙逢有庙会，此处会演社戏。石戏台与带石狮子的石板护栏，分别毁于"文革"前后。上世纪60年代前期，在当年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城隍庙大门时常紧闭。"文革"前，石戏台被拆，门口的石狮子也早已不见。"文革"开始后，城隍庙作为"四旧"，神像被毁，庙宇先后成为区五金社与机电站厂房。这是我青少年时代，对柯桥城隍庙旧景的大致记忆。

       1.2   柯桥城隍庙的性质，属于道家神庙，而非佛家寺院。具体有以下几点可以佐证：
    
       一是，庙宇外观。庙门两侧的外墙塗的，不是佛门寺院的黄色，而是象北京太庙、绍兴马臻庙的外墙那种硃红色；两扇硕大的硃红色落地庙门上，有2个彩绘门神，凶神恶煞般的是尉迟恭，慈眉善目者为秦琼。这也是道家神庙，区别于佛门寺院外部的基本特征；

      二是，庙内景观。跨过庙门口的石门槛，大殿正中供奉的，不是如来佛或弥勒等佛像，而是一尊较大的城隍神坐像。神像上面挂的绸幔，与一些幡条。下面是祭桌与蒲团。旁边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型神像；

      三是，外部联系。柯桥城隍庙与当年位于太平桥东北，祭祀宋代水神（宋代漕运判官、工部郎中张夏）的张神庙，是"兄弟"庙宇。祀的都为历史上确有其人，后为乡人尊祀为神灵，曾造福过越地的官吏。清代志书《越中杂识》中，这座张神庙又称为张帝祠。当年随大人去城隍庙"宿山"时，晚上先在城隍庙临河处集中，乘埠船去太平桥张神庙祭拜，然后原船返回，再接着柯桥城隍庙内的功课。

      四是，内部管理。古代佛道寺院，大多由民间募化所建。但建成后，则一般由僧人自治。柯桥城隍庙最初虽亦系由民间募化所建，但管理机构则为庙董会。当家人的称呼，虽然民间对佛道寺院管理者，一般均俗称之为师父。但城隍庙的当家人，规范的称呼应称为庙祝，而佛家寺院的当家人是主持。

       所有这些，均明显与佛门寺院不同。故城隍庙属于道教庙宇，应该不存什么异议。
   
        二， 柯桥城隍庙的历史及沿革问题。

       据明万历《绍兴府志》载，柯桥城隍庙，是绍兴府城隍庙的行祠，而且是府城外唯一的城隍行祠；该方志还专门在本卷末，将城隍行祠的位置，附载在 "柯桥图" 内。府城隍庙祭祀之神，为唐代在越州总管（总督）任内颇有政声的庞玉。而作为绍兴府城隍庙的行祠，柯桥城隍庙所祀之神，自然也是庞玉，而不可能例外。

       对柯桥城隍庙历史沿革考证，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记录它起始的相关年份，看起来确实不太一致：一是，据宋《宝庆会稽续志》记载，绍兴府城隍庙初建于唐朝初年；二是，原先柯桥城隍庙内，却存有一副楹联称：''庙建赤乌二年（238），市开弘治七载（1494）''。赤乌二年（238），是三国时期的吴国孙权的年号。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1700多年历史。根据这一楹联的说法，柯桥城隍庙的始建年代，应当远早于府城隍庙；三是，按理说，柯桥城隍庙，既然是绍兴府城隍庙的行祠，其建庙历史，应与府城隍庙大体相当。但据清康熙《山阴县志》载：柯桥城隍庙又系 " 宋时建" 。以上这三种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表述，无疑会令人心存疑惑，不知所云。

       其实，如果了解了古代中国神庙祭祀的历史变迁，与山阴及柯桥的客观情况，这三种似乎相互矛盾的表述，与中国城隍庙演变史之间并不矛盾。具体理由是：

       2.1  据《史记》载：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主宰宇庙的"八神"说。秦始皇东巡，祭祀名山大川与“八神"；在司马迁所处汉代的祭祀情况："今天子所兴祠...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此外，《史记》还记载，山阴境内的会稽山，汉代时就已列入了祭祀之列。

       古时除祭祀"八神"外，在腊月祭祀的还有"八蜡"（ 蜡 音zha）。"......蜡有八者，先啬（即神农）一也，司啬（后稷）二也，农（农夫）三也，邮表啜（茅棚、地头）四也，猫虎五也，坊（堤）六也，水庸（城隍）七也，昆虫八也"（《辞海》）。隨着祭祀对象与范围的变化，出现了祭祀城水、火、土、谷、树、海、河、江等等诸多的神灵。
    
       据《辞海》载："城隍：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 "池"，无水的城堑为 "隍"。据说由《周礼》蜡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衍化而来。......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封城隍为王。宋以后奉祀城隍的习俗更为普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又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并加以保护" 。

   2.2   按照古代祭祀规制，各所祀的城隍神可以不同，如中国最早的城隍庙—安徽蕪湖城隍庙，祭祀的城隍神是三国东吴名将徐盛。但是，城隍庙必须建在县以上城郭内。如果柯桥城隍庙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历史上也从未建有城墙，而且此时西兴运河尚未开通，后世的柯桥，草市还远未形成 。因此，三国时期这里所建之庙，自然不可能是城隍庙。

       但当年在柯桥地段，一些自然村落业已形成。在自古信奉鬼神，有“好淫祀”之称，土地庙已遍布的越地乡村。民间为消灾灭祸，保佑平安，在赤乌二年（239），就地建起祭祀土地神之类的小型神庙，应该并非怪异之举。此后，一直到了宋代，条件相对成熟，方才在此庙基础上建起了城隍庙，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客观地说，唐朝初年，越州城内建起郡城隍庙时，直到宋时改建为城隍庙前，柯桥城隍庙的前身，还只是个民间乡村神庙，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隍庙。也正因为是民间隨处可见的一般土庙，所以在宋代方志中不可能有载。

       2.3  南宋时，柯桥仍未建有城郭。但绍兴府城一度成了南宋王朝最早的临时首都，府城东南又建有宋代皇陵攒宫；另一方面，在汉代在鉴湖畔驿路建的柯亭（高迁亭）湮废数百年后，朝庭再次在运河畔的柯桥草市，建起了柯桥驿；而此时，浙东名刹融光寺的前身，柯桥接待院已经建立；境内的西兴运河，已是南宋时期连通临安，与浙东地区的主要漕运国道。南来北往的朝庭命官、赴京赶考的学子、商贾士人与香客，似过江之鲫接踵经此。......民间乡绅为护佑一方平安，顺应当地的现实需求，便在原先土神庙基础上，集资重建起了城隍庙。

       宋时重建并改名的柯桥城隍庙，已是比较正规的道家祭祀场所。庙堂所供奉的，也不再是土谷神，而变成了城隍神。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年的柯桥城隍庙，还尚无绍兴府城隍庙行祠的名份。因此，在宋代存世的《嘉泰会稽志》与《宝庆续会稽志》两部府志中，只载有绍兴府城隍庙，而无柯桥城隍行祠的文字。

       尽管宋代时的柯桥城隍庙，还不是绍兴府城隍庙的行祠，但作为中间环节，与一种历史沿袭，它上接先前的土神庙，下连城隍庙的行祠，客观上“三庙”一脉相承，完全具有历史的继承与延续性。而且，在事实上，也为当年府、县统治阶层所承认，并一直存在于运河之滨。由此可见，原先城隍庙楹联上"庙建赤乌二年"一说，并非空穴来风，而应当是事实。

       2.4  明清两朝的绍兴府、县方志中，对柯桥城隍庙作为府城隍庙行祠的地位，记载完全一致。

       据考证，最早将柯桥城隍庙，作为绍兴府城隍庙行祠载入方志的，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印的《绍兴府志》。该方志载："府城隍庙，旧在卧龙山西南之颠。自昔纪载皆云：神姓庞讳玉，为越总管，惠泽在民。既卒，郡人追怀之，祠以为城隍神。梁开平二年，吴越王钱镠奏封为崇福侯。宋绍兴元年，.....赐额显宁，封昭佑公，.....淳熙三年封忠应王，..... 专祀于山麓下，其上存为古胜概焉。.....又，府城西三十里柯亭北，有城隍行祠"。该志还附有包括城隍行祠位置在内的 "柯桥图"（ 附带说明："柯桥图"中对融光寺与城隍庙等位置正确。但将约3公里外的弥陀寺画在柯桥东官塘上岸，这与史实和客观地理位置不符；另外，由于没有将宋代古桥— 柯桥纳入图中，亦会使人误将融光桥当成了柯桥 ）。

       而正式赋予柯桥城隍庙，为府城隍庙行祠地位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鉴于此前历朝对各地各个时期不同的城隍神，存在封号过多过滥、庙制不够统一等现状，根据明代礼制，为规范设置，加强各地城隍庙保护，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再次重申只有在府、州、县城内才准许设立城隍庙，并将原先历朝对各地城隍神名目繁多的封号一并撤除，统一规定了尊为府、州、县城隍之神。其中，明万历《绍兴府志》载："皇明洪武三年（1370），诏去前代封号，称绍兴府城隍之神"。这便是自明代初年起，庞玉的正式封号。

       依照明代礼制，依例必须设于县城。柯桥不是明代县城，按例仍不能设立城隍庙；但客观上，柯桥早在宋代，就在土庙基础上建有城隍庙，且历史悠久，广为民间接受，已不可能撤庙。为此，最终将其规范成绍兴府城隍庙的行祠，使其上符朝命，下合民意，正式具有了官府认可的合法地位。通过此举，也从事实上，使柯桥这个浙东的繁华大市场，享受了 "准县城" 的待遇。作为绍兴府内仅有的一种特例，这应当是从实际出发，最后考量的结果。 

      在随后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绍兴府志》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绍兴府志》、康熙五十八年（1719）《绍兴府志》 ，与乾隆五十七年（注1799）《绍兴府志》 ，及嘉庆八年（1803）《山阴县志》 等5部官修府、县方志中，均与万历《绍兴府志》所记一致。

      因此，后世对柯桥城隍庙作为府城隍庙行祠的地位，并不存疑。

      3.6   柯桥城隍庙的日常管理机构，收益及维修资金来源。

      绍兴府城隍庙与作为行祠的柯桥城隍庙之间，具有从属与教义指导关系。比如说，柯桥城隍庙的规制、基本设置、庙祝的遴选，等等，需经府城隍庙的首肯，等等。但由于历史原因，府衙并不承担作为行祠后，柯桥城隍庙的日常管理、财务、维修等事项。

       现存资料表明，柯桥城隍庙在历朝虽几经维修，但其日常管理与开支等，仍然以民间为主。庙内设有庙董会，负责庙产管理；庙董会成员，有捐资者充任；推举有常任董事，负责庙宇的资金出入；庙宇日常运转、维修之费，从庙产收益、信众赞肋、庙宇香火等收入内支付；而庙祝则则负责日常庙内法事，与信众的教化。

       据清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铭于柯桥城隍庙的《新四十户年纪碑》载：明崇祯年间（1628-1644），柯桥城隍庙就设有由当地40家乡绅组成的庙董会。该铭文具体记述了自明弘治七年（1494）开市以来，柯桥市场所呈现的繁华景象、城隍庙在教化世人中的具体形式与作用。记录了针对乾隆四十年（1736）后，柯桥城隍庙管理中出现的一些弊病。并在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撤换相关人员，另立董事。由新的四十户乡绅，另行组成新一届庙董会，重新修订与健全资产管理条例等情形。碑文还公示了属于城隍庙的四处田产，与一处商业摊基的位置。 

     三，柯桥城隍庙几个相关问题的探究

       3.1  柯桥城隍庙大门上的门神，为何不是钟馗，而是秦琼与尉迟恭？ 

  这不仅仅是因为钟馗只有一位，而城城隍庙大门却有两扇，这一客观的考量，而还有别的寓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尉迟恭（敬德）、秦叔宝（秦琼）所以在后世被民间尊为门神。除了与秦王李世民一道出生入死晓勇善战，忠贞不二外。还出于"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因惧怕建成、元吉兄弟索命，惊恐难眠。 二曾自告奋勇，亲自在李世民宫禁门前值宿，充当警卫，为主人分忧解难这一故事。在《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正史中，载有"玄武门之变"后，尉迟恭为唐高祖充当"宿卫"的记载。久而久之，引伸而来，他俩便成了后世民间借以驱鬼避邪、祈福求安的的"天下第一门神"原型。而且，这"哼哈两将"不仅为城隍庙等庙宇广泛充当门神，亦为一些乡间的宗祠采用。中国历史名村—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的冢斜古村的余氏宗祠与永兴公庙 (祠)，便是其中一例。
   
       3.2柯桥城隍庙是府城隍行祠，又极容易使人将其与帝王出巡时的行在，即行宫相联系。以为柯桥城隍行祠（庙）内的城隍神，也象帝王出巡那样，是府城隍神每年巡游期间，临时巡游驻此的。 这，显然不是事实。柯桥城隍行祠（庙）内的城隍神像，从宋时改建为城隍庙起就已存在。一年中，除每年清明节这天，会由信众抬着巡游四乡外，平时都"常驻"在本庙。因此，虽然府城隍庙与柯桥城隍行祠（庙）内所祀的神都是庞玉，但两处并不是同一尊神像。

  3.3  柯桥城隍庙作为行祠的运作常态。如同府柯桥城隍庙一样，按例常年开放，接受信众祭祀、举办法事等，

 据《绍兴市志》记载，" 旧时，绍属各县均建有城隍庙，祀城隍。俗以三月清明为城隍出巡之日，常按习举行庙会"。柯桥城隍庙，也与府县城隍庙相匹配，每年举办庙会。城隍庙会举办的日期：府城隍庙会之在先，为农历九月初八日；柯桥城隍庙作为行祠的庙会在后，为府城隍庙会举办 3 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二日。期间，除了按惯例要做道场，祭祀城隍神外，还会在运河边的戏台演戏。象许多庙会一样，城隍庙旁会摆摊设点，售卖各类物品玩具，还有民间杂耍，场面热闹非凡。
 
       3.4  另据民国 《绍兴县志采访稿》载， 除了每年的庙会，柯桥城隍庙前还是镇上一处公益活动场所。据民国相关史料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季，因遇荒年，米价飞涨，引起民间恐慌时。驻镇多年的柯桥巡检司巡检金筱竹，与当地绅董共同发起募资，曾在城隍庙内设立过“平糶局”。将从外地购得的粮米，平价供应居民，以安民心。他不仅带头“捐俸五十金，为之倡”。“每开局，辄亲莅，风雨无间”。并在现场抑强扶弱，维护秩序等，而受到民间广泛称颂［注24］。

 3.5  柯桥城隍庙是道教的庙宇，但为何在庙内活动者，却大多为佛门信众？这无疑是中国佛道两教的逐步磨合与吸收，在民间的一种体现。这中间，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两汉之际，佛教渐次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成为第一波译经传播高峰。而在此前，作为本土的道教已经出现。佛教刚传入时，为让广大信众接受佛教，在翻译佛教经典的时候，大量使用当时中国已经流行玄学中“清静无为”这类道教用词，帮助佛教完成了本地化进程，从而也使佛教和道教的教义间，出现了部分交叉与重合。

 既然是不同宗教，就难免会出现冲突。由于统治者的信仰与偏爱，历史上还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五代周世宗柴荣）。这一冲突，从两晋开始，到宋代前结束。中间这段时间，也就是两教由斗争走向和平的磨合期。此后的千年以降，佛道两家一直共存共处，各传其教，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在笃信道教的宋徽宗赵佶，与明世宗（嘉靖）朱厚熜所处朝代，也再未出现先前那种佛道相争的重大事件。由此，后世的人们在一些佛家寺院中，就出现了象“八仙”之类的道教人物；而在属于道教的一些庙宇内，也会有佛像的身影。

从宗教性质上看，城隍庙属于道教范畴。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与纯正宗的道家宫、院、观，又不完全相同。以柯桥城隍庙为例，最初民间募建设土庙时，目的是祛邪避祸、祈求神灵护佑。而道教中的敬天、祀祖、救人、利物、济世等教义，与中国化了的佛教中，抑恶扬善、普渡众生的理念相近。随着时间推移，佛道两教在基层寺庙的逐步融合，民间佛门信众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城隍庙内顶礼膜拜的群体。而出于香火需求，庙内除了主殿供奉城隍等神像外，也“与时俱进”，引进一些佛家坐像。从我童年记忆中，当年在香烟燎绕的柯桥城隍庙大殿内，一些奶奶、大婶级的信众，围坐在摆在长凳上的竹匾“宿山”时，手里持的都是佛珠，口中念念有词的，也都是“南无阿祢陀佛”，便是明证。

 综上所述，柯桥城隍庙的建庙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吴）赤乌二年（239），所建的土地神庙；宋代，根据当年社会的客观需求，又在此庙基础上，建起了柯桥城隍庙，且后世一直香火鼎盛；明洪武三年（1370），在全国整治、规范各地城隍庙设置阶段，作为绍兴府及下辖的8县中，唯一设在城外的柯桥城隍庙，又破例被赋予府城隍庙行祠的地位；且历经清代与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变化；直到新中国成立，仍在继续运作。柯桥城隍庙的历史沿革，前后长达1700余年。它比1954年就已废圮的，中国最早的城隍庙—安徽蕪湖城隍庙，存世时间至少长了10余年。鉴此，完全可以称之为是浙江省，乃至中国历史最古老，也是在存世最长的城隍庙之一。 

 1996年，为解决柯桥周边信众弘法之地，依据千年佛、道融合，柯桥城隍庙素来善待佛、道信众的史实，经县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在柯桥古城隍庙原址，重设寺院，改名“柯城寺”，仍设城隍殿于院内。

         （ 原载《越地春秋》2019年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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