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詩》編輯序 異化與異象：文學與藝術中的魔幻元素      霍森棋

有一個故事，男主走進書店，無意中瞥見一本極美的書──淺綠色書皮如清澈湖水，閃耀著光澤。他請店員拿來翻看，店員卻告訴他：「這本書要五千元。」男主翻開內頁，驚訝地發現裏面的照片竟然動起來，洶湧的海浪拍擊著巨岩，而旁邊的文字正是他曾經寫過的。原來這是他的著作，但身為作者，他卻沒有這本神奇的書，除非支付五千元！

這件事看似很荒謬。男主想到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勞動產品變成一種出於工人，而與工人無關的東西，那刻，他發現文藝創作也變成了與己無關的物品，必須付出代價才能擁有。

隨著AI的出現，作家可能淪為生產線上的工人，量產出失去靈魂且不屬於自己的作品。這種量產化的創作，實質上是創作者與作品靈魂的異化，就像故事中作者與自己著作的隔絕。

許多作家對創作充滿熱情，認為寫作目的在於從存在的觀察者化為存在的創造者。如果人們依賴AI進行寫作，這一目的是否仍然存在？同時，故事的創作能否賦予人們掌控生活的力量？我們真的願意將這份重任託付給AI嗎？

在科技洪流中，我們需要定期反思：初心是否仍在？我與熱情、創作以及賦予生活的意義之間，是否已築起了「異化」的高牆？

從文學中深入探尋，是否能找到另一種異化與異象？

在文學創作中，異化與異象的元素常被用來打破現實的界限，創造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幻世界。這些元素不僅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性，還引導讀者重新思考現實與幻想之間的界線。這在文學中表現為對人物、環境和邏輯的變形處理。

卡夫卡的《變形記》是異化敘事的典範。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莎一覺醒來變成巨大的昆蟲，這荒誕的設定具象化了現代人生活中的異化狀態──職場壓迫、家庭疏離、自我認同的崩塌，皆透過人變蟲的物理異化得以極致呈現。

魯迅的《狂人日記》則以精神異化的視角，將封建禮教下的人際社會解構為人吃人的恐怖景象。

異象往往表現為超越日常經驗的奇幻景觀，這些非現實的場景，實則是對現實深層矛盾的隱喻性表達。它在藝術中承擔著突破理性局限、直抵存在本質的功能。

達利的超現實主義代表作《記憶的永恆》，描繪了融化的時鐘，利用異象挑戰觀者的感知，探索時間與記憶的主題。

電影作為綜合藝術，更是將異象敘事推向極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鏡子》中，燃燒的房子和懸浮的人物，這些超現實的場景與主人公的記憶、夢境交織，構建出個人與歷史的精神對話。

宮崎駿的《千與千尋》中，油屋的神怪世界作為充滿異象的異度空間，實則是現代社會的縮影──貪婪、異化和身份迷失，皆在奇幻敘事中得到溫情而尖銳的呈現。

異化與異象在藝術中交織，產生更強大的敘事張力。

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刻畫生命的悲歡與虛寂。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在晚年被綁在樹上生活，直到他的後裔──那個長著豬尾巴的奧雷里亞諾（巴比倫）被螞蟻搬走。

書中人物各自代表不同的孤寂：權力、智慧、善良、戰爭和愛的孤寂等。這些深刻的孤寂感，源於個人與家族、歷史及自身命運之間無法擺脫的異化關係。馬康多小鎮的興衰伴隨著異象與異化的雙重變奏。

布恩迪亞上校晚年反覆製作的小金魚融化，阿瑪蘭塔織了又拆的壽衣，都是行為層面的異化表現。整個馬康多小鎮的封閉、循環及最終毀滅，則是深刻的社會與個體的異化。

異象是超自然的奇異現象，承載著隱喻與宿命；異化則是人與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疏離，直指孤獨的核心主題。

異象主要作用於外在世界的扭曲與奇幻化，而異化則主要作用於人或社會關係自身的扭曲與疏離。兩者常緊密交織：外在的異象往往是內在異化狀態的投射或催化劑。

從《山海經》的奇珍異獸到電影《黑客帝國》的數字矩陣，從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異化到畢加索《格爾尼卡》中戰爭的視覺異象，人類藝術始終在對常態的突破中尋找真實。

在當代文學與藝術中，異化與異象不僅是創作手法，更是理解人類存在與社會矛盾的關鍵工具。

異化讓我們看清熟悉事物的陌生本質，異象則為我們打開認知現實的維度，二者共同構成了文學藝術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在變形中顯真，在奇幻中見實。

（霍森棋：香港小説學會會長｜《小說與詩》小說版主編｜台灣新詩路編輯組）

(原載於《小說與詩》,第48期,香港,2025年7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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