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博物院之晋国霸业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其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晋国起源西周，鼎盛于春秋，结束于赵、韩、魏三家分晋。历经36代诸侯，建立长达六百年伟业，鼎盛时期，地跨晋、豫、冀、鲁，疆域辽阔。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晋南是晋国的始封地和中心区域，遗存丰厚。“曲村—天马遗址”的九代晋侯十九座墓葬，震动学界，让人们看到了晋国早期都城。

20世纪70年代，在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从而确认了西周时期从燮父至文侯的9代晋侯，结束了2000余年关于晋国始封地的论争，证实这里即文献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晋国早期都城所在。

鸟尊，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主人是唐叔虞之子晋侯燮夫所拥有的一件高规格祭祀礼器。高 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鸟形。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在此器中，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完美组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装饰精致，是一罕见的艺术珍品。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可证其确为宗庙礼器。从这件青铜鸟尊精美绝伦的纹饰上，似乎折射出晋国开国大典上，祭祀场面的隆重与华贵。我们依稀看到晋侯燮父面对汾水朝拜，祈求上苍赐福于这片富饶的黄土地。

温润光洁的玉石，不仅象征着富足与豪华，更象征着内敛、含蓄、温和、纯洁的传统性格美德，对玉器的崇拜、喜爱、追求与佩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古人生前佩玉，为的是用玉的形象和特质衡量、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死后的大量用玉，为的是显示豪华与富有，尊贵与特权，同时，出于古人对玉的神秘崇拜，这也是为了用玉石那不可言喻的力量阻挡恶鬼的侵入，防止尸身的腐败。西周玉器品类繁多，除了有单件的佩饰以外，还非常盛行多种块玉联成的佩饰，俗称“玉组佩”。玉组佩是国君或高级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一般多从死者颈部开始往下佩系，直至胸腹甚至脚面，长短不一，组合方式灵活。

1993年出土于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的大型玉组佩，主人是晋国历史上第八代晋侯——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姞。出土时长达两米多，它由204件各色玉饰组成，工艺精湛，组合豪华，其中玉的形制多种多样，全面地展示了西周贵族用玉的规制和水平。组佩中璜的数量竟达45件，将多璜组玉佩的形制推向了中国历史的极至，也是是迄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其下端2件玉雁更是晶莹剔透，栩栩如生。整组玉佩结构之复杂、组合之规整、饰纹之精湛，使人不难想见墓主人佩戴时的雍容华贵。

晋侯穌钟，1992年在曲沃县北赵村出土。晋侯穌钟共16件，其中14件曾流失海外，后由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每组8件，三种式样。钟非铸于同时，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16件钟上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穌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穌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此处所藏两件编钟，一件有“年无疆，子子孙孙”7字，一件有“永宝兹钟”4字。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刖人守囿车，1989年山西省闻喜县出土。 “刖”是古代一种砍掉脚的酷刑，“囿”的意思是养动物的园子。这件挽车为厢式六轮车，无辕，顶部有厢盖，前有车门，可开启，门旁立一个被砍断左足的裸人（受刖刑者），拄着手杖，扶着门闩。车厢盖钮为一蹲猴，四角各立一只足可以转动的鸟。车厢四周及每面正中立一只伏兽，下缘两只伏虎各抓住两个小车轮。车身周围虎、熊奔窜，车前挡部位一“刖人”守护囿门，准确地反映了“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全车可以转动的部位共十五处，是西周时期在青铜铸造工艺和机械制造水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挽车构思奇特，制作工艺精巧，迄今为止仅发现一件，当属无价之宝。

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使晋军以弱胜强，取得决战胜利。

这里有两个著名的战略方法，为城濮之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其一是现已演变为成语的“退避三舍”。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是在城濮的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有的放矢发动进攻。他们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猛攻。楚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晋国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也叫做“载书”。侯马盟书总数共计5000余件，可以辨识的约650余件。其总字数约3000余字。除去重复，单字也有近500个。它们都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有圭形、圆形及不规则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一般用朱红色书写，少数为黑色。其内容可分为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等。这一块属于其中的“宗盟类”。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它们证明了侯马晋国遗址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为确认古“新田”，即是今日侯马，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证据。数以千计的侯马盟书，其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侯马盟书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以及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赵简子，名鞅，是晋国的正卿，执掌晋国军政大权长达50余年。他的儿子即位后，参与“三家分晋”，建立赵国，揭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1988年，太原市一电厂扩建过程中，发现了这座在地下沉睡长达两千余年、未曾被盗扰的春秋大墓。在大型的积石积炭墓中，出土文物共3421件，青铜器1402件、玉器297件。是山西考古史上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

匏壶，太原金胜村出土，形似匏瓜而得名。匏瓜是一种像葫芦但比葫芦稍大一些的植物。匏壶是战国至汉代流行的酒器样式之一。这件匏壶口小，颈部为倒喇叭状，腹部较大，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壶身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联接而成，有的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呈椭圆形。壶盖造型十分考究，大多为凤首状。质地有泥质陶、印纹硬陶、釉陶、原始青瓷等。

附耳牛头璃纹蹄足镬鼎，硕大雄伟，古朴浑厚，典雅华贵，给人以庄严肃穆之美感。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腹深50厘米，重达250公斤，是国内已知的最大的春秋晚期的镬鼎。其口上对立两耳，圜底形的深腹下面，接有三条粗壮的兽蹄足，足跟饰有高浮雕的兽面纹，腹部装饰有夔龙、夔凤和蟠璃纹。鼎，在当时社会中被当做“明尊卑，别上下”的重要标志。镬鼎是先秦时期古代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蒸煮牲肉的特定炊具，根据大小可分为牛镬、羊镬、豕镬，此尊是牛镬。

圆形舆车，木质结构，车轴上附有车厢，属于实用的木车，而不是单纯的陪葬品。舆车木质早已腐蚀成灰，仅剩黑灰色遗痕或漆皮碎片。并变成了“土车”。也就是说，木头腐烂以后形成中空，细土慢慢渗入最终将原来的木质车身替换。大墓中的圆形舆车仅此一辆，其余均为方舆车，且其在出土时为北边一列车队首，造型独特，工艺精巧，装饰豪华，在车队中显出了不同凡响的气派。不难看出，它是墓主人的专用座乘。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国内发现的圆形舆车的首例，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虎形灶，整体由虎形灶体、4节烟囱和1釜1甑共七件组成。虎形灶体仿佛张着大口的神兽，双目圆睁，样极凶猛。背上设圆形灶眼，尾端有烟道口。灶体内有用于搪泥的小凸齿。烟道上的四节烟囱，用子母口相互套接，接起后高达162厘米，俨如虎尾。灶眼上置圜底的釜，为盛水泥器，釜上面承盆形甑，其底有圆形辐射状孔箅，用于蒸食物。灶门虎眼周围饰蟠龙纹，釜饰蟠蛇纹，甑腹壁饰蟠龙纹。灶体两侧设一对提手铜链，便于搬动提携。此器整体较大，可以拆卸成数件，便于行军作战和游牧时使用。它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先民已经懂得在灶膛中搪掛泥士，这样既可集中炉火燃烧的势力加快食物的烧煮，又可防止烫伤。冬天还是很好的烤火取暖设施，类似于“土暖气”。这充分反映了中华古代科技文明的实用性。

山西青铜文化历史悠久，特别是晋国的青铜文化，其时代序列完整，分布遍及全省，太原、浑源、新绛、长治等地都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东周时期的晋国，率先实行政治变革，国力强盛，手工业规模庞大，使得青铜铸造水平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晋国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也比较讲究。东周以来，我省发现的大量晋国青铜器，除注意实用外，也特别注重观赏价值。大家刚刚看到的鸟尊、匏壶等，就完全符合这样的特色。晋国青铜器的艺术理念、工艺设计和铸造技术，都开创了艺术变革风气的先河。它以中原风格为基础，吸收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面貌。

铜牺立人擎盘，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现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器高14.5厘米，长18厘米，盘径14厘米，重1.38公斤，1965年在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126号墓出土。“牺”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的牲畜的称谓，而这件青铜器中的牺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它的肚子比较大，耳朵、鼻、足等都有不同牲畜的特征。牺背上站立着一个女子，束发披肩，双手前伸环握圆柱，柱顶置有一个可转动的镂空圆盘，盘上的纹饰为蟠虺纹。“虺”是龙的意思，也就是盘曲的龙的形象。它是一件贵族的陈设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精巧程度，花纹采用阴刻，特别细腻。而且铜器经过长时间腐蚀后，纹饰一般会变得比较模糊，但它的花纹还清晰可见，这足以体现出当时铸铜水平的先进。

花纹凸出的称为“模”，花纹凹陷的称为“范”。制作陶范的材质为黄土，是山西多有的物质，取自地表下一米处。取回的黄土要用筛子筛，而且做范的土要比模的还细。和泥时在其中掺入草木灰和细沙，增强它的韧性和通透性，可以防止裂缝。然后制作样模，模也就是模型，是与实物成比例放大或缩小的。依据样模来刻制部分块模。模的形状是按照范的要求来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接着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将模范阴干后入窑烧制，组成外范，并在内部配制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芯，中间留有空隙。向其中铸入铜液，待其冷却后将陶模打碎，取出铸件，进行打磨后就成型了。在浇铸铜水时，由于有些部位花纹较细，铜水无法进入，因此青铜器的成品率也不高。

    对此铸造过程的研究，归功于考古学家在五十到六十年代所发掘的侯马铸铜遗址，它为研究晋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史料。此遗址面积达五万平方千米，共出土五万余块陶范，其中能够拼合成形的就有一千多套。此展厅中大部分的青铜器都是从侯马铸铜遗址中发掘的，上海博物馆中也有藏品是从山西流失的。可以说，侯马铸铜遗址就是晋国青铜的加工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作坊的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流程严密科学，从制模、翻范到浇铸，环环相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