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之杀虎口(在山西大地行走,触摸和感悟之六百七十九)

明长城之杀虎口(第一批省保)
自古便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通道,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
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从这里出击,攻败匈奴的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
到了明朝,杀虎口被称“杀胡口”。因为当时,鞑靼、瓦喇部落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先后多次被蒙古军队攻陷。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一场战争中,守军却在左右无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坚守右玉城,长达8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场战争之后,明王朝重新加固修缮了杀胡口和右玉城,并增加了守备兵额,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
到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便沿用至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葛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皇帝西征归来,驻跸杀虎口九龙湾。
到了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丁流亡。于是,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冒禁私越长城,“走西口”(指杀虎口,后泛指出长城西部各口去内蒙古西部各地),去归化(呼和浩特的旧称)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蒙古土默特部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加上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
这样,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历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产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渐由土默特而西至阿拉善、额济纳等旗耕牧就食,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痛苦历史。至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一带,依然生活着许多解放前后来到内蒙古的走西口人,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应该算是最后一代走西口的人吧。
明隆庆年间,明朝与蒙古化干戈为玉帛,在这里开设马市,允许蒙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这里设立八个衙门,即户部抽分署、中军都司、协镇、驿传道、巡检司、副将、守备、千总署。晋商抓住清军西征这个契机,以杀虎口为跳板,跟随西征大军走向大漠,走出国门,走向辉煌。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在康熙年间其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当康熙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也以小商小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随军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与杀虎口的当地人合伙开了“吉盛堂”杂货店。这些人先是专为康熙西征大军服务,供给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就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的老百姓进行贸易活动。西征不仅平息了叛乱,也为晋商打开了发展的通道。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杀虎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站在杀虎口城楼之上,连环堡(杀虎堡、平集堡)清晰可见,堡内有清代八座衙门,有康熙亲征葛而丹三军会典的校场。三座石桥平定桥(雍正元年建)、广义桥(明代建)、通顺桥(清代建)气势磅礴,工艺精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祈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石板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没办法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此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闷楼”、“十六砖楼”等屯兵积粮处及康熙皇帝御题的“杀虎口”、“大栅子”遗迹尚存。翘首西望,被誉为“水上长城”的九龙洞蔚然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