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准备教学鲁迅先生所写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备课中翻看资料，发现教学用书中有关文中所提到的“日暮里”这一地名的各种解释，不由兴致盎然。但细看之后，却疑窦丛生。

    先看《藤野先生》原文，是这么写的：“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作者为何到现在还记得“日暮里”的地名？

    这是值得探讨的教学疑点，也是本文的教学难点之一。据教学用书介绍，这两年报刊发表了不少与此有关的文章。主要有三种看法，现摘引要点如下。

    其一：隐含作者作为一个爱国青年面对军国主义的日本必将没落的预感。

    其二：是因为“日暮里”这一地名使人联想到“日暮乡关何处是”，勾起了作者的乡愁；甚至联系当时故国的处境，联想到“日暮途穷”，产生忧国之情。

    其三：是因为“日暮里”是作者离开东京途中见到的第一个驿站，兴起“满目萧然，去国怀乡”的览物之情，即“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触与深情。并引用日本有关“日暮里”地名来历的相关资料加以佐证。据说这个很有诗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来改的，曾作为一景。

    不能不承认，以上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感觉大同小异，无非都寄托了作者的家国忧思，而且充其量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阅读他人作品，产生以上略有不同的理解也是自然的。只要合乎情理的解释，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真正的用意只有鲁迅自己清楚，咱们总不可能让早已作先生死而复生，前来咨询和裁判吧。

   就我个人而言，记得多年前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曾产生过类似的疑问，但胆子太小，不敢请教老师，后来便渐渐淡忘下来。接着自己也做了老师，教学时又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但那时教学用书的解说虽然简洁却十分肯定：“写途径日暮里和水户表现作者的忧国之情”。翻开手头的现用资料，依然还是那么言之凿凿（见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用书P4页），所不同的只是后边“有关资料”部分补充了一些以上摘引的几种新看法而已。书中关于“水户”的说法（表现作者的忧国之情）我很赞同。但把“日暮里”与之捆绑到一起理解，我总觉得有些牵强。然而想了又想，仍始终想不透先生特地提到这个地名的真正用意。

    今天有幸比较全面地拜读了上面几种或新或旧却大略相同的看法后，我突然觉得，其实还有第四种理解：作者到现在还记得“日暮里”的地名，只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名字新奇，有诗意，好记。

   我并不否认坐在火车上的鲁迅望见到这新奇的地名时，可能产生的一些联想，如屈原《离骚》中“日忽忽其将暮”，崔颢《黄鹤楼》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名句，甚至还有“日暮途穷”之类的成语俗语等等。但那都是源于地名的新奇古怪而产生的自然联想，凭什么一定非要说成是触动了“家国愁思”（见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学用书P5页）不可呢？难道大家平时没有类似的感受吗——出门在外，普通的地名往往转眼便忘，但对于蹊跷古怪的便记得很深，甚至还要兴致盎然地与同伴研讨一番。

    也许有人会在心里隐隐约约地说，鲁迅当时正是怀着对东京那些清国留学生的失望厌恶之情离开的，心情郁闷，怎可与咱们老百姓出游时的兴高采烈相提并论？对此，我只想说，先生的人格的确值得敬佩，但他也是人，并不是神。就人之常情来说，不管心情是喜是愁，对待新鲜事物（如与众不同的地名人名）感兴趣，印象深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说，在文中，对于“日暮里”也只是一笔带过（作者作此文时距离那时已二十年，只记得一两个当时引起自己注意的地名，顺便提及也很合理），与下文写到“水户”时的具体化感情化的对比是很鲜明的，何必要如此上纲上线？

    多年以来，我们不少人的思维已经形成可怕的定势。说到鲁迅，就想到他的忧国忧民，就想到他一定时时处处想着国民，就想到鲁文的每一句话恐怕都有深意。我一直担心，如此神化鲁迅，并不一定是对鲁迅的尊重。神化的结果，只能让鲁迅离众人越来越远。我想不通，鲁迅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拥有跟我们类似的哪怕一点点平常的感受，为什么就不能说些能跟我们产生共鸣的一些平凡语来，而必须字字珠玑，句句不离爱国？

    我是非常崇敬鲁迅的，总是不遗余力地跟学生推崇。讲到“弃医从文”，讲到鲁迅葬礼上遗体覆盖的“民族魂”旗，有时竟然会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我阅读作品时，更愿意从平常人的正常心态出发去理解，而不苟同那种用固定的观点和凭空的设想强加于人的做法，更不欣赏那种有意“拔高”人物思想境界的思维模式，非要把别人说成完人不可。

    简单的问题，何必复杂化？一句话，因为“日暮里”的名称怪异，容易引人注意，加之可能令人联想“日暮乡关何处是”等诗句，勾起思乡之情，因而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到现在还记得。仅此而已，单纯如斯。

   “日暮里”问题，实在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个其实与“伟大”无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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